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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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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從媒體報道來看，廣場舞在某種程度上已被標簽化甚至妖魔化。這種令中國大媽們樂此不疲的休閑活動，似乎成了“低俗市民文化”和“低素質娛樂”的代名詞。在以往報道中，我們見識過一些人以潑糞、鳴槍、放藏獒、彈弓襲擊等方式打擊廣場舞者的極端案例，最近，在溫州某小區又出現了住戶籌資26萬元購置“高音炮”壓制廣場舞音樂的新聞。
用專業設備對抗廣場舞造成的噪聲污染，即便確能起到“精確打擊”的效果，也難掩以暴制暴的本質。這種“用一種不文明對抗另一種不文明”的方式，不值得點贊，更不應被復制。畢竟，普通小區居民與廣場舞愛好者之間的矛盾，并沒有復雜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要化解廣場舞糾紛，完全可以采取更文明的方式。
客觀而言，廣場舞是一種具備多種積極功能的市民文化。這種幾乎零成本、零門檻的娛樂休閑活動，不僅能幫助中老年人鍛煉身體，還能幫那些子女不在身邊的人排遣孤寂和拓展社交。廣場舞的主要問題是，各個團體容易相互干擾并比拼音量，最終成了飽受詬病的噪聲來源。
當然，并非所有廣場舞都與負面標簽掛鉤。在我所住的小區，樓下公園每天都聚集著好幾撥廣場舞愛好者，但他們與其他居民相安無事，并不存在劍拔弩張的關系。關鍵原因在于，居委會對廣場舞、裝修等存在擾民風險的活動，在時間限定、組織協調等方面都有明確規范，而且這已成為大家共同遵守的文明共識。
用文明的方式治療“文明病”，才算得上對癥下藥。曾有媒體報道，在山東濟南的一些社區，大媽們跳廣場舞時用無線耳麥取代大喇叭，現場聽不到任何音樂伴奏，既娛樂自己又不干擾他人，有效避免了不必要的沖突。由此可見，只要開動腦筋，就不難找到比以噪制噪、以暴易暴更管用的方法。
退一步說，就算無法通過溝通達成共識，也不應訴諸暴力。廣場舞的難題，完全可以用法治思維和法制方式求解。1997年就已實施的《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對噪聲擾民的問題有明確規定，若覺得廣場舞存在違法嫌疑，更妥善的處理方法是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有關部門也有責任依法化解糾紛。諸如用“高音炮”對抗廣場舞的做法，本身制造的噪聲遠甚于廣場舞伴奏，反而暗藏違法風險。
談論廣場舞話題時，一種比較常見的論調是：廣場舞問題反映了公眾娛樂休閑活動單調的現實，需要在城市規劃時為公眾辟出更多活動場所。我不太認同這種觀點，原因很簡單，如果廣場舞糾紛中的雙方沒有清晰的權利邊界意識，沒有用文明方式化解糾紛的習慣，無論城市留給廣場舞愛好者的場地是大還是小，矛盾都不見得會少。少一些暴力，多一些文明，才是化解糾紛的正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