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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3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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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北京市各區縣“兩會”討論的熱點話題之一，是如何完善首都的產業升級。官員和學者試圖為這個超負荷運轉的特大型城市“解壓”，尋求治理大城市病的良方。
按照《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以下簡稱《規劃》)，要合理確定北京舊城的功能和容量，疏導不適合在舊城內發展的城市職能和產業，鼓勵發展適合舊城傳統空間特色的文化事業和文化、旅游產業。此外，還要積極疏散舊城的居住人口，綜合考慮人口結構、社會網絡的改善與延續問題，提升舊城的就業人口和居住人口的素質。
《規劃》中，曾提出的一個關鍵目標——城市總人口到2020年控制在1800萬人，但該目標提前10年就已被突破。
疏解人口、交通、環境、資源的壓力從未像現在這樣急迫。人們想要在產業升級中尋找答案。產業升級意味著我們要告別一些熟悉的商業景觀，比如以批發為主的動物園服裝市場(以下簡稱“動批”)；產業升級也預示著將迎來全新的業態，填補“搬走”的空白。
但這并非“遷走”與“放入”兩個簡單的動作，產業升級對遷入地和遷出地都影響深遠。
等待遷走的“動批”
在幾棟外表樸素的方正建筑里，北京市三大服裝批發市場之一——“動批”正在上演著平日里的熱鬧和繁華。這個花花綠綠的服裝的集散地，每天承載著大約1萬個商家的生活和10萬個買家的駐足。
早晨六點，導購李夢雪匆匆吃過早飯，與合租的朋友一起跑到眾合動物園服裝批發市場一樓上班。對于她來說，今天最讓人期待的，就是早些賣出去衣服。李夢雪是個26歲的河北女孩，雖然年輕，卻已“獨闖江湖”許多年了。一年半以前，她在上海做導購賣服裝，后來因為母親突然病倒，她決定來到離家近的北京繼續做服裝導購。
上午9點，動物園批發市場前的空地已經開始擁堵，拉著小推車、騎著人力三輪車、開著面包車的商家在其中穿梭。
拉客的司機站在批發市場門前，大聲吆喝著：“大紅門兒！著急走的！”先到“動批”進貨，接著轉戰大紅門服裝批發市場，是許多外地買家來北京進貨的習慣。
門口出租小推車的大媽說，推小推車能買到便宜貨，商家“看著推小推車的，說的就是批發價，對沒推車的，說的就是零售價”。小推車10元租一天，在這里是低價的通行證。
一位年輕女士走過來租了一臺黑色小推車，她拉著小車走進商場，時不時停下和動批里的導購講價，說這件“有浮毛”，那件“有線頭”，所以要便宜一些。價錢滿意之后，就把滿滿的貨物裝到推車上，推到樓下。
樓下有她的接應。接應碼好貨后，騎著裝貨的人力三輪車飛快地走了。買家則回去繼續掃貨。拉貨到面包車旁，接應用尼龍袋和黃色寬膠帶把貨物包裹了個嚴實，上面寫上貨物要送達的終點：內蒙古臨河金川大廈、哈市哈西服裝城……
“動批”的生態圈雖然忙碌，卻有條不紊。
顏色鮮亮的衣服掛滿了檔口。一個小格子間店鋪，光是擠擠挨挨掛起來的衣服就有40件。每個店鋪的風格差別很大，左邊的一家賣的是夸張幾何圖案的連衣裙，右邊一家賣的則是民族風的繡花長裙。穿著新衣的年輕女導購們在衣服堆里談笑，對于導購們來說，這是再平常不過的一天。而對于要來動物園批發市場掃貨的人來說，來這里意味著要費一番腦筋。
比如來進貨的王先生，他要為在北京的男裝店鋪進新貨，今天他要在整個商場里找出能搭配在一起的服裝，來配出“自己店里的風格”；同樣來進貨的一位女士，因為自己的店鋪不在北京，所以要拜托導購告訴她發貨信息；還有許多零售買家，她們要算出怎樣才能花最少的錢買到想要的衣服。
一天過得很快，下午四時一到，喇叭里響起薩克斯曲《回家》。各路買家提著手里的大包小包，潮涌般走出了“動批”的大門。李夢雪早上的生意不太好，直到上午十點才賣出第一件衣服，不過下午收益不錯，賣出了6條褲子和3件羽絨服。其他導購摘下店里寫著“爆款”或是“仿版”的紙牌子，說笑著回家了。空蕩蕩的商場里一下子寂靜了下來，清潔工人在收拾過道上的服裝包裝袋，那是忙碌了一天的證明。
產業升級新規劃
北京市西城區在今年的“兩會”上宣布，動物園服裝批發市場中的批發業態將會逐步轉移出中心城區，其余的零售業態將進行升級改造，并引入電子商務、金融等高端業態。“動批”將要有大變動的傳言終于得到了官方的證實。
熱鬧了30年的“動批”，從此就要告別它的原生形態。
30年前，一群來自河北保定、承德以及遼寧興城等地的務工人員，在業余時間到動物園對面的馬路去擺地攤賣服裝。動物園和西直門是交通樞紐，客流量大，這些年輕人的生意做得異常紅火，被許多老商戶形容為“貨從廣東一來就被搶空”。
十年過去了，這里的路邊市場越做越大，“動批”名聲在外，路邊的攤位被市政建設改造成了建筑里的商戶。之后這些建筑不斷地因為市場和政策而翻新，最終形成了今天的這個十多個商場所構成的動物園商圈。同時，“動批”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不斷顯現出來。
2013年9月，在“京津冀地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三期報告”研討會上，北京市副市長陳剛說，北京市“對低端產業很頭疼”。它占用了北京大量的建設用地，但創造的生產總值卻非常低，還且還吸引了大量流動人口，造成了大量的污染和違法建設。
現在，升級改造的藥劑打向了這些“低端產業”。不光是動物園批發市場，中關村、大紅門等商圈目前也面臨著產業升級改造。
現在，“動批”里的人們猜測，如果非搬不可，可能是搬到河北廊坊或者固安。李夢雪帶著“無所謂”的態度說起搬遷，“搬就搬唄，搬了我就跟著走，反正我是一個人，沒什么可顧忌的。”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李夢雪的態度一樣灑脫。世紀天樂服裝批發市場歐喆婭女裝店的老板提起搬遷，細細的眉毛皺了起來，她輕輕嘀咕了一句，“搬了可怎么辦呀”。
皮包店老板樊先生是湖北人，在“動批”的世紀天樂市場里有一間自己的商鋪。樊老板34歲，他和妻子兩個人在2003年“非典”的那一年來到北京做生意。第一年做生意，雖然“只是摸索著做”，卻掙了錢。樊老板說，“以前的買賣好做，現在的買賣不好做了”。從2010年開始，生意就不如以前那么景氣。以前生意最好的時候，一年的凈利潤能達到100萬元，近兩年就“不好說了”，利潤在十萬到四十萬元之間浮動。
生意不好做，加上“動批搬遷”的消息，讓樊老板有了改行的想法：“搬遷不是一時半會兒的事，等到過幾年它真的搬走，我也許早就改行了。我們這行改行也容易，把這些貨甩出去我就改行了。”
至于改行以后的打算，樊老板想了一會兒：“回老家吧”。但是具體做什么，還“沒想好”。
樊老板不認為“動批搬遷”會對自己有多大影響，他一邊玩著手機上的斗地主，一邊說，“我們是小門小戶，樓上那些寫字間的，光檔口就好幾百萬元，搬遷對他們的利益影響最大，他們才最害怕搬遷”。
怎樣平穩地產業升級
北京大學首都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國平說，一個城市肯定是要不斷轉型升級的，一個地區的產業結構，是和它的要素稟賦與優勢密切相關的。“就北京來講，北京最大的優勢是人力資本的優勢，因為有很多高校、科研院所坐落在北京。所以北京適合發展金融、貿易、高端商務、文化創意、教育科研這一類高端服務業。其他不屬于這一類的行業就會因為市場的作用慢慢地搬離出去。”
“大城市的中心，應該是一個高端服務業，外圍一點，就是居住空間，再外圍才是工業，更外圍才是農業。”李國平說，上世紀70年代，香港的產業主要是低端的加工制造業，生產計算器、電子表。隨著時間發展，它開始生產彩電、空調、臺燈。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這些產業全部轉移到珠三角去了，留下來的基本都是服務業。到上世紀90年代，它的土地價格進一步提升，低端服務業也開始轉移到珠三角，現在金融、國際貿易、航運、商務、會展，已經變成它的主導產業。
“北京的服務業的比例已經達到77%，發達國家這個比例也就占到70%~80%。今后改革的方向就應該是低端服務業逐漸退出北京中心城區。服裝批發、小商品批發、建材批發，理論上是不具備優勢的，不轉移的話，產生不了效益。”李國平認為，這些產業積聚，帶來人口的集中，加大了城市的壓力。
首都經濟圈的建立，也被重新提了出來。實際上，兩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吳良鏞在1999年就首次提出“大北京”的規劃概念。“北京自己是很難解決自身問題的，它的出路在于區域協作，就是所謂的‘大北京’。”吳良鏞說。
李國平認為，首都經濟圈是基于一個“服務首都功能”的空間尺度。京津冀有不同的分工：北京，是知識型加服務型；天津，是制造型加服務型；河北，是資源型加制造型。在產業方面應該出現一個差異的定位。“像‘動批’這樣的服務業往河北轉移，河北土地價格低，并且存在巨大的就業壓力和產能過剩，這樣的轉移對河北有非常大的好處。”
“對于首都圈來說，一體化的發展規劃需要盡快頒布，規劃里要包含交通網絡、產業分工合作等方面，同時公共服務、教育醫療這些資源也應該按計劃從北京向外輻射。”李國平建議。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投資與市場研究室主任劉勇的觀點是，業態轉移升級要充分利用市場規律，讓這個過程更有效率。劉勇說，政府應該創造一個環境，引導商戶們算賬。如果對動物園附近停車、道路使用、尾氣排放都收費，讓平時的隱性成本顯性化，商戶就會自己計算，到動物園做買賣和到河北固安做買賣，哪個更劃算。這樣商戶自然就會往外搬。政府應該運用智慧，利用價格機制來調節整個市場，而不是強制要求。
對于業態轉移可能會引起的問題，劉勇拿“動批”舉了個例子：“動批”轉移過程中，受損的人是“動批”里的從業者和物業提供者，因為商業關系要重新建立。他認為，雖然從業者可能會受損，但是其在轉移過程中卻并不一定會獲得補償，因為“給補償的過程中細賬很難算清楚”。
李國平對業態轉移所引起的問題持樂觀態度——現在的業態轉移并不會引起太多的失業：“現在中國的情況是，勞動的流動性非常大。比如說一到過年的時候很多人回家，工廠的一半工人都沒了，春節過后又有人投簡歷來。現在人是可動的，人是跟著產業走的，人會尋找一個新的就業空間。”
對于北京這個特大城市的產業升級，北京社會科學院城市問題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肖亦卓建議：一是將功能區改造與公共空間塑造結合起來，為市民提供宜居的生活環境，為創意人才集聚提供低成本的創業環境，為商業合作尤其是小微企業提供互動交往空間；二是發展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探索繁榮城區/功能區的城市精細化管理模式，確保城市發展活力和秩序兼得；三是鼓勵非營利組織、商會、行業協會等社會團體發展，在功能區改造中，通過與專業咨詢企業、科研團體、非營利組織等的大力合作實現更大程度的公眾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