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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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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正“跑步”進入老齡化社會，面臨的是未富先老、未備先老和孤獨終老的巨大挑戰。據預測，到2020年，中國65歲以上老齡人口將達1.67億，約占全世界老齡人口的四分之一，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影響廣泛而且深遠。在持續的超低生育率趨勢的推動下，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少子老齡化、獨子老齡化甚至空巢老齡化、無后老齡化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地正在積蓄改變中國走向的巨大能量，而且弊端大于利好，挑戰大于機遇。老有所養是解決老齡問題的關鍵，回顧近年兩會調查，2012年，“社會保障”以256634票位居首位，2011年，“社會保障”以71090票位居首位；2010年，“養老保險”以104304票排首位；2009年，“社會保險”位居第八位；2008年“社保養老”也進入兩會調查前十。歷年調查來看，有關“社會保障”的選項已四度位居榜首，說明有關養老社保的話題倍受關注。但農村老年保障問題在2014年應該引起更多的關注。
我國老齡問題的重心和難點在農村。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研究表明，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程度已經達到15.4%，比全國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個百分點，高于城市老齡化程度。2000年，我國農村80歲以上高齡老年人為900萬人，占農村老年人總數的9.8%；2009年底，農村80歲以上高齡老年人增加到1100萬人，占農村老年人總數的11.3%。此外，還有部分失能老人1894萬人。預計到2045年，我國農村80歲以上老年人占農村老年人的比例將超過22%。由于農村物質基礎比較薄弱，農村老人的社會福利和保障待遇較低，農村人口老齡化面臨的問題更為嚴峻。
農村老齡化的“養老—照料”的雙重危機已經爆發。人口流動加深了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贍養責任人口”的大量流失增大了應對難度。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在降低城市老年人口比重的同時提高了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增加了農村老年人與兒女分居比例和空巢比例。2010年，我國人均GDP已超過4000美元，但城鄉居民收入比從1986年的1.86擴大到2010年的3.23，農村人口更是典型的未富先老、未備先老和孤獨終老，需要提前從戰略上應對。人口結構具有強大的慣性，將長時期影響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所以應對老齡化必須留出提前量，在戰略上未雨綢繆。
首先，要鞏固傳統家庭養老制度。提高0.5-1個幅度的政策性總和生育率，以生育率的適度回升重建農村家庭養老制度，加強家庭養老功能。
生育政策和養老政策密不可分，盡快調整人口生育政策是負責的也是有遠見的。國家新修訂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強調了家庭養老的基礎作用，作為子女贍養人有經濟上供養、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撫慰，照顧老年人特殊需求的義務。但生育的獨子化、家庭的小型化以及人口的流動都導致農村家庭養老-照料功能的嚴重弱化。很多農村計生家庭的父母將面臨老難所依、老難所養、老難善終等多重挑戰。
放開生育管制、鼓勵兩胎生育有助于緩解老齡化的速度和程度。考慮到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以及中國已經多年進入“超低生育率陷阱”的兩個事實，中國的人口新政非大智慧大勇氣不可為，恐怕不僅僅是要盡快普遍允許二胎，而且需要探索引進生育的社會成本部分替代生育的家庭成本的概念和機制，降低農村家庭內部的生養孩子的壓力，鼓勵二胎生育，提振平均的生育水平，遏制少子化和人口虧損的態勢，恢復生育的自然生態和人口生產的活力，提高農村家庭自我養老的保障能力，緩解2030年以后老齡化高峰到來之際的養老大危機。雙子生育主導下的“適度老齡化”將通過提升和保障年輕人口的養老支持力，從源頭上遏制老齡化危機的深化。
其次，要對接城鄉養老保障制度，實現養老公平與效益的雙贏。構建城鄉統籌的養老保障體系是有效應對農村人口老齡化的重要切入點。
構建城鄉統籌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僅是保障和改善老年農民生活的需要，也是破解“三農”問題的需要，已經成為應對農村人口老齡化的關鍵。雖然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高于城市，但是城市應對人口老齡化的能力明顯強于農村，為此要強化國家對農民的“福利養老責任”，對接城鄉統一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制定和落實農村老年福利制度，長期給予農民養老福利的補貼。
重點是建立和完善低收入老人的高齡津貼制度，困難老人的養老補貼制度，失獨老人的社會（機構）養老制度，失能、半失能老人的護理補貼制度，而且要注意制度的銜接使之體系化，避免碎片化、重疊化和低效化。民政部在近年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每年都把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作為民政工作的重中之重。這個社會養老服務體系被概括為：“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支撐”。到“十二五”期末，加快以社區為中心的老年照料服務體系的建設越來越迫切。社區為老服務的覆蓋率在城市要達到100%，在農村要達到50%，任務艱巨。為此，要進一步加大政府對廣大農村地區的養老投入，同時擴大社會參與，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