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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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嘉賓：
劉儀舜 中資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總裁
翟寶輝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城鄉規劃處處長、博士、教授
周畢文 北京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工商管理系副主任、教授、博士
陳云峰 明天投資公司常務副總裁
黃璽慶 北京萬年基業建設投資有限公司總經理
陳鳳君 際高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際高空調裝飾工程有限公司總經理
班廣生 北京金易格幕墻裝飾工程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
羅 園 北京欣原業地產投資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論壇主持：蔡義鴻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秘書長、《城市化》執行主編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城市化也日益加快，但隨著城市規模不斷擴大、人口急劇增加，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也在不斷加大，因此，怎樣促進城市持續和諧發展、讓生活更美好成為了社會各界關注的一大話題。
7月5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提供技術指導、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主辦、北京欣原業地產投資顧問有限公司承辦的“讓生活更美好——我們被城市化了”論壇在北京誠品建筑召開，與會嘉賓就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一些熱點話題展開了深入熱烈的研討。
1、城市化給我們帶來了什么？
劉儀舜: “二元體制”改革是科學發展觀的重大舉措
由于中國有8億農民，將來中國城市的人口要從13億增加到15億，只有80%的農民轉變身份和地位成為中國最大的“待富群體”，中國的發展才能加快。所以城市化問題，從十六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到日程上來。
二十世紀世界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加快，1950年全世界城市化率是29.2%，到1980年是39.6%，到2000年超過了46%。北京、上海、杭州中心城區人口現在也在不斷發生變化，郊區的人口大幅度增長，已出現了郊區化階段。那么城市化中的“二元體制”改革就被提到議事日程，它是貫徹科學發展觀，完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協調社會發展，促進社會進步讓廣大農民共享發展與改革成果的重大舉措，中央的決定具有歷史深遠意義。
翟寶輝: 城市化有三種途徑
我們大部分人上追三代就是農民，但我不用追三代。我是生在農民家庭，干農活一直到初中，初中必須上縣城，我才離開這個家，大學分配才來到北京這個大城市,所以我是最直接被城市化的。在城市化過程中有兩個方面：第一是主動城市化，包括讀書、參軍、打工等，例如我的“城市化”途徑跟很多人一樣，屬于讀書型，就是我要發奮讀書，我要出去，要去城市，要離開農村，就是在這一動力拉動下出來的；另一方面是被動城市化，我來到北京，被北京所有的城市化因素所包圍，我被迫接受了很多東西，養成了一個城市人的生活方式。
我在農村的時候沒有像現在這樣，想到農村的水很漂亮，山很美，空氣很新鮮。但當進到城市，發現高樓林立、燈光輝煌，確實繁華，但是鬧、吵、壓抑、壓力大，在這種情況下，又想回歸自然，要考慮健康，要精神愉悅，所以我又向往那個曾經逃出的地方。
人口城市化有三種途徑：一種就是通過考學出來的;還有一種就是當兵出來的;另外一種就是農民工了。農民工進來以后，奉獻了力量，享受了并非認可的城市生活方式。有點能量的還可能將孩子、親戚都帶到城市來，甚至轉換身份;但總體上看，戶籍問題沒解決，社保問題沒解決，醫療問題沒解決，宅基地問題就更沒有解決了，買房、入學等等還有很多限制。
蔡義鴻：農村“空心化”值得思考
讀書、當兵、打工，在這三種模式中，打工的人應該更多些，因為農村到城市打工的每年有成千上萬。我是通過當兵被城市化的，其經歷跟大家有些相似。現在值得大家關注的現象是農村“空心化”，有人戲言在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有“389961”部隊駐扎在廣大農村，“38”就是婦女、“99”就是老年人、“61”就是兒童。可見，我國的農村面臨著青壯年外出打工所造成的有田無人耕的問題，這一現象值得思考。
周畢文：城市化要控制規模
我爺爺是農民，父親是農民大學生，然后變成了城市人。我是從小長在農村，長到十歲，所以對農村有感情，然后再讀書，都是在北京。我看到了北京城以二環為基礎的城市發展，我住在航天橋，當時周圍就是農田，然后看到現在都往五環方向發展。也看到了江蘇農村一些地地道道的江南水鄉在被城市化的過程中，土地銳減、魚米之鄉被污染等等，于是就開始反思，提出了城市的發展要有一個合理的規模，不能無限制擴大。比如北京就不能無限制發展下去。我站在航天橋住的高樓上，原來往西看是綠色，現在往西看是水泥的叢林，當然遠處還有一點山能看見；而且是在天氣不被嚴重污染的情況下才能看到。所以我們覺得城市要有一個合理的規模控制。
陳云峰：城市化的精彩與疲憊
我上小學是在村上，上初中是在鄉里，上高中是在縣城，上大學就去了天津市。最高興就是上大學的時候學校說得帶戶口，把那頁紙撕下來交到學校，就變成城市人了，所以這種被城市化感觸非常深。進了城市，感覺特別好，我就特別滿足自己現在住的房子，不漏風雨，蚊子、蒼蠅也沒有，天熱的話，還可以開空調。特別是我老家的人能夠到這兒，一看那真是太好了，而且是在北京。所以城市給每個人帶來的感觸非常深，確實提高了我們的生活質量，讓我們生活確實更美好。
我們這代人進城分了幾方面：一個是進了縣城，一個是進了地區城市，比如廊坊，還有進了省會城市，再有就是到了北京、上海、深圳這種特大型城市。但是進城的感覺非常累！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正好趕上這種分配房和商品房交界的時候，熬了半天也沒熬上，因為國營企業也不行，然后就要買房。當時我記得在天津，1300元/平米，但是工資才260元，在1991年左右是根本買不起的。所以我也特別理解進入城市、沒有房子這種人的痛苦。
黃璽慶：城市化越來越功利化
在城市化過程中，我切身體會是得到了繁榮，得到了方便和舒適的生活，同時也感覺丟失了許多東西，例如曾經的安寧、曾經田園牧歌似的生活沒有了、曾經的藍天沒有了；現在出門，空氣也很污濁，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感情，也沒有像過去那么親切了；發短信方便了，人和人也不愿意多見面了；高樓大廈林立了，好象自己的生活空間也被分割了。所以城市化給我們帶來好處的同時，也給我們帶來很多不方便和不舒適。
城市化讓人感到，在原有城市化過程中，如果忽略了價值觀的建設，如果忽略了精神家園的建設，實際上這樣的城市化是一個太物質的城市化。一言以蔽之，城市化最深刻的感覺，就是人在拼命滿足自己的物質欲望，在這個過程中，卻沒有把精神的家園。價值觀統一建設起來，要想辦法減弱這些功利化，這樣我們生活會更和諧。
羅園：城市化有一點快餐感覺
我老家是哈爾濱的，小時候特別喜歡家鄉。哈爾濱因為跟俄羅斯比較近，實際上保留了許多俄羅斯的建筑，到哈爾濱就能感到異域小城的風采。我小的時候，哈爾濱道里道外看到的更多是舊的層高都在四米，而且很歐化的建筑，遺留了很多俄國人修建的大教堂。可是現在的中央大街，新鋪的路不一定好，因為很快就破損了；而原來沒有維修過的路段，是很原始的石塊，扎了很深的地基，經過很多年打磨以后，那種懷舊的文化感覺是很深的。現在哈爾濱沒有那個感覺了，我覺得現在的建筑，它在城市規劃里面保留了很多復古風格，就是有點俄國的那種文化因素，但建筑蓋出來卻是有點不倫不類，再加上新建筑，時尚不是壞事，但是缺少了很多文化積淀，包括北京，大家來了以后，很大的感受就是生活不便利，擁擠、快節奏，都有一點快餐的感覺了。
2、城市化進程中我們該做什么？
黃璽慶：要實現“四個緯度”和諧
作為開發商，目前我們正在實踐做城市化的事，比如我們在研究、開發“生態城”，以及我們在做的區域發展，包括研究城市化。我們該怎樣推動城市化？其實作為一個開發商來講，有時是很無能為力的，我覺得決定城市化的發展，絕對是我們的政府，開發商只能通過在實踐中發出比較微弱的聲音呼喚政府。但是在工作中我們也體會到，中國的社會要科學發展，國家要科學發展，就必須城市化是可持續發展的，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夠健康發展。
那么城市怎樣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實際上我們常說的有“四個緯度”問題，經濟、社會、環境、資源，但是城市化恰恰忽略了經濟、社會、環境，忽略了對資源有序開發、可持續利用。所以我們通過開發的實踐，盡可能把這“四個緯度”在這區域做到和諧，但是歸根到底，還是要靠政府的規劃能夠去起到牽頭作用，離開了政府規劃，實際上寸步難行。
陳云峰：房地產深層次的問題是土地
我談談作為一名中國公民的感覺——就是現在的房子很貴，大家可能都認為是開發商空抬利潤，爭取暴利。但是反思起來，我覺得咱們的土地制度有問題。為什么？我來到城市后，比如這個城市的土地，按照咱們國家的法律是有我一份，但是我在買房子的時候，我很大的一部分支出是在買這塊地，但是這地可能是我的，而我買這塊地卻要出很多的錢。所以大家為了輔助貸款，應該出臺輔助更好的政策，就是降低每個人在土地支付的政策。
如果咱們分七十年去付土地出讓金，就會少了一代人為了土地流血流汗。我覺得政府要重視這個問題，房地產現在的深層次的問題就是土地的體制。還有就是中國只有大企業才獲得支持，現在整個社會都是同情強者，不去輔助弱者。比如中小企業的問題，特別是小企業，現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但是失業率每年都在提高。中國的產業結構嚴重不合理，再加上這種小企業根本得不到支持。比如國美這種大企業，銀行是排著隊資助它資金，但是絕對不會輔助小企業。這是社會的一種不正當風氣，也是城市化過程中的問題。
班廣生：城市化不是城市化住宅
城市化不能簡單地理解為高樓大廈的城市化建筑，新農村建設不能理解為新農村建筑。現在提倡節能、綠色、生態，可有的樓到今天竣工的時候，第二天就成為改造對象，節能指標提速快，周期短，水平低。
生態、綠色、健康、節能、可持續發展，這幾個概念的關系應該有一個標準體系來支持，不是一個宣傳口號就行了。做這個標準體系的時候肯定要有產業政策來支持做直接導向，但現在有的很模糊，做的時候就不這么回事。我希望城市化，不要理解為城市化住宅，這里面有更深層次的問題。我覺得咱們國家的政策性東西，還是要強調科學發展觀。
翟寶輝：政策執行需要多鏈條運轉
房地產政策涉及廣泛，因為房地產這個產品是一個太特殊的產品，它凝聚了人們一輩子的努力和財富積累以及對整個生活的規劃。建設部作為主管部門可以出一個文，但后面需要很多的配套政策，比如金融政策、財稅政策、土地政策、社保政策、價格政策等等，哪一個政策不跟上，這個鏈條都無法運轉。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出臺一個措施，大家覺得很好，但就是看不見效果了。
陳鳳君：城市周邊的配套還要完善
上世紀七十年代首都是700萬人口，現在大概是1800萬人口，外來的人口就接近700萬。一個城市的載體是有限度的，這么多外來人口進城，造成城市很多問題。比如基礎設施配套問題，住在城市中心部位，城市化基礎配套大家感受不到。因為我們是采用地源熱泵，蓄能技術，做為空調新能源的公司，經常在城市周邊轉，就發現周邊的城市配套差得太多。簡單的一個水的問題、電的問題，或者再高一點要求的關于居住舒適，健康問題，空調制冷制熱問題，都很難得到解決；還有隨著流動人口的增加，交通，就業確實有很大的問題。
3、如何解決“城鄉二元結構”？
翟寶輝：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城市化終極目標
如果不是鼓勵大家去創業，不是吸收農民工或者為大學生提供就業機會，那么實際上就是沒有起到推進城鎮化、實現現代化的作用。“十七大”報告提到的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我們的超級目標，這個超級目標要實現，才是實現城鎮化的終極目標。城市化不是高樓林立，不是混凝土森林，它是公共服務設施、基礎設施在全國范圍的均等化，無論你在什么地方都能享受到方便優質的服務。所以城市化最終不管達到80%還是90%，其最后體現的是公共服務設施和基礎設施遍布每個角落，絕對不能像現在這樣，決定在哪個地方買房或租房，還要比學校的優劣等等。
周畢文：給農民工創造就業機會
關于農民工進城的問題，實際上在城市化過程中，就是人們就業方式的一種轉型。原來以土地為生，變成現在以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第四產業最終以服務員為生的一個主流。有人做過一項統計，現在只需要10%的人口去做物資生產產品勞動的時候，就可以滿足100%人口需求，因為90%的人在物資產品勞動的時候，怎么樣去進行分配，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就有90%的人無業可做。所以這塊所有的事情，要圍繞給農民工創造一個就業的技能，給他一個就業的機會，當然也包括他自己形成一個好的技能，自己有一個創業的機會。
黃璽慶：通過項目解決農民就業問題
結合我們的工作，在開發過程中，我們首先想到的是解決一個區域的產業問題，就是怎么解決農民的就業問題。我們在項目當中就是這樣，考慮到怎樣讓農民就業，給農民還建了10%的商業面積，它的收入用來支付農民失地以后的各種保障；同時我們給他們創造一些就業機會，比如搞農家樂、休閑娛樂度假中心等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我們在其它領域，想引進循環經濟等方式，解決農民的技能、文化知識層面相匹配的就業問題。
蔡義鴻：土地改革推動城市化和諧發展
有學者提出中國的“第四次土地革命”。我覺得土地制度改革將是推動城市化向和諧、以人為本的方向發展，其最根本的目標就是解決一方面讓農民的宅基地流轉，另一方面讓城里人有所謂自己的宅基地的土地量，哪怕0.5平米也行。讓專家學者在這方面應進行探討和突破。
劉儀舜：加速城鎮化要關心“四個問題”
第一就是城鎮化試點的綜合發展規劃及實施方案，不單單是住宅，還包括商業、產業化以及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包括自來水、污水處理、垃圾處理、醫院、學校等；第二就是農業規模化經營和農業產業化經營，以及農產品為經營對象的企業發展規劃;第三就是當地依法實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的規定及采取轉包、租賃、入股的辦法、宅基地的置換、抵押貸款若干規定;第四就是城鄉一體化最低生活保障體制的建立，包括就業、養老、教育、醫療、住房等保障體制;第五就是財稅的優惠政策，銀行放貸對農村城鎮化的措施，還有保險業等。
總之，改革城鄉“二元體制”將使中國農民實實在在地成為一個數量龐大的“待富”群體，從而帶來內需的大突破，由此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持續推動將無法估量，中國經濟增長逐步將以投資帶動為主轉向以擴大內需為主，全世界最大的待開發市場在農村，八億農民收入的增長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將走上富裕之路，中國必將發展成世界頭等強國。
現場互動
在中國城市化的浪潮中，我們既享受到了豐碩的成果，也面臨許多困惑，那么，在城市化的過程中，該怎樣完善其功能的均衡性和產業結構的合理化？不同企業該怎樣整合資源為城市服務？專家與企業家的一番互動精彩紛呈，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將為大家搭建一個合作多贏、共同發展的平臺。
翟寶輝：我覺得我國的建筑基本上就是十年大計。現在九十年代的建筑已經開拆了，八十年代的建筑基本拆完了，七十年代建筑沒有了，五六十年代建筑還有點作為文化留存的形式，是蘇聯建筑形式在中國的體現。保存五六十年代的建筑我已經呼吁多年，我甚至呼吁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建筑每個城市要有節點性的留存，讓人們看到我國建筑史的實物陳列。比如外國人來到我國以后，我們可以說中國的建筑是這么發展的，可以讓他看各個年代的建筑，包括一些失敗的建筑，把它留下來提供一種啟示和教育。
提到文明，最精彩的是“十七大”提出的生態文明，在城市的競爭中文化和生態已經成為核心競爭力了，因為城市化過程是一個綜合發展過程。現在大城市處在一個特定階段，就是城里的人希望到鄉下去，這是發展的必然。人生的起始階段是為了追求財富，而財富在交易成本最低的地方，特別是大城市用規模經濟效益取得最容易，這里的錢是最好掙的。但是，當你在人生的平衡里注意到健康比財富更重要的時候，你會發現那些小鎮才是理想的住處，它不僅僅是空氣新鮮，也把地域文化放了進去。休閑實際上是想尋求一個和自己平時工作、生活環境不同的地方去享受。
羅園：我同意翟處長說的，我覺得城市化更多的應該是在完善功能的均衡性和調整產業結構方面下功夫。前幾年，我參加奧運村的一個土地規劃，很多專家強調國家六部委應該搬出北京城，這樣帶來的好處除了減輕北京的交通壓力，還可保留更多文物、建筑，吸引更多的旅游資源，并可促進北京郊區城鎮的發展；然而，如今的北京已經拆得面目全非，很多新城的建設，在規劃時很少考慮到了文化。
現在很多二三線城市在開發新區的時候，政府引導，追究功績，規劃了大量城市綜合體，或寫字樓酒店，開發商開發完以后，又賣不出去，這里面存在很多不合理現象，導致了市政功能的不均衡、不完善等問題。
翟寶輝：講到功能，比如說一個地面，它的主要功能是便于人們通行，但是現在還有一種潛在的功能沒有被發現，比如哈爾濱中央大街的鋪裝代表的文化功能，另外還有一個功能需要特別強調，就是設施安全功能。就像昨天晚上這場暴雨，如果白天下，我保證會堵車。為什么？因為只強調道路的通行功能，而沒有注意它應付危機的功能。另外，現在北京市五環以內77.7%是硬化地面，暴雨下來無法滲入地下，就只有進排水管網了，這就是為什么地下水位連續下降，地下漏斗年年長大，而一場暴雨造成京城大澇。
班廣生：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們星期三下午政治學習，星期六下午打掃衛生，其工作就把所有的草連根拔掉，拔得干干凈凈；而現在北京的水渠改造也有這樣的現象，當時改造水渠的時候，用的是漢白玉欄板，水渠是改得干干凈凈，一點草不長，可水渠就變成了一個大澡堂。
劉儀舜：我們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要將企業發展、資金投入、技術配套、國家政策、施工建設與營銷推廣這整個產業鏈條整合起來，形成一個很好的工作模式，我們可以先從試點做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