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二元結構,差距仍然十分巨大,良好的社會資源、公共設施都在大城市;加上鄉鎮企業少或不景氣,村民在鄉鎮、縣城找不到合適的崗位,只能到大城市去尋找機會,在廣西,不少農民工“走出去”后,選擇了在城鎮生根發芽。不少“留守村”甚至逐漸變成了“空殼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面對的養老和隔代教育等問題突出,新農村的和諧發展,面臨危機。(11月7日《南國早報》)
能夠佐證“留守村”之憂的數據是,國家衛生計生委流動人口司司長王謙介紹,新生代流動人口已經成為流動人口的主體,在20歲之前就已經外出的比例達到75%,在有意愿落戶城市的新生代流動人口中超過七成希望落戶大城市。(9月10日中國新聞網)
農民工進城,與上一代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流動人口的外出年齡更輕,流動距離更長,流動原因更趨多元,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其進入城市不僅僅是為了掙錢,對未來發展有更多新期待;流動方式由個體勞動力流動向家庭化遷移轉變;流動形態由“鐘擺式”流動向在城市穩定生活、穩定工作轉變,但是,新生代青睞落戶大城市,加劇了“留守村”變“空殼村”的進城。
新生代農民工流動人口已經成為流動人口的主體,說明了農村讀書無用論和輟學現象呈現了年輕化、早輟化的趨勢,這給農村教育帶來了嚴峻的挑戰,也給用教育和知識改變農村面貌帶來前所未有的沖擊,如何讓更多農民及其子女信奉教育改變命運,考驗農村的教育管理智慧。
曾幾何時,父母在,不遠游,是中華民族特別是廣大農村地區的傳統敬老和愛老的習俗,隨著城鄉經濟的發展,隨著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涌入城市,農村傳統的孝道開始松動和瓦解,在農村形成了“留守兒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妻子”等現象,年老體弱的父母因為缺少了子女的孝敬和照顧,晚年生活質量大打折扣,如果更多的新生代流動人口僅僅滿足于自己在大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舒適和愜意,而疏忽和淡忘了農村年邁蒼蒼的父母,不能不說是孝道的退步。
如今,大城市的各種資源不堪重負,就業,環境,交通,犯罪等等捉襟見肘,如果越來越多的農民工盲目青睞落戶大城市,將能夠落戶大城市作為成功和面子的標志,那么,將會加劇環境污染以及交通擁堵等大城市的“現代病”,其實大城市并非是就業和成家立業的伊甸園和首選,一旦遭遇挫折,很容易給大城市的社會綜合治理帶來新的困擾。
不管是新農村建設還是城鎮化,都要有“人”,“人”才是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的最人文的力量,但是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流動人口不惜割斷親情,一意孤行地向大城市進發,讓農村的空巢現象日益加劇,不但不利于新農村和城鎮化建設,而且消弭了農村鄉土宗族的自治力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即使將來城鎮化達到70%以上,還有四五億人在農村。農村絕不能成為荒蕪的農村、 留守的農村、記憶中的故園。
一些新生代農民工為了落戶大城市,為了盡快能夠過上大城市的生活,將自己變成了掙錢和攢錢的機器,一切向錢看,一切以掙錢為中心,但是由于文化程度低,謀生的技能欠缺,一些新生代流動人口就開始了“投機倒把”和從事“邊緣職業”的營生,錢是有了,但是做人的道德和素養卻沒有提高,即使有車有房,但是依然擺脫不了“鄉下人”的氣質和特征,也被真正的城市人瞧不起,即使生活在大城市,但是卻難以獲得家園感和認同感,也經受著故鄉和城市雙向情感權衡得失的折磨,大城市,并非是新生代農民工流動人口的精神樂園。
如果城鎮化的發展結果是越來越多的“留守村”變“空殼村”,這不是城鎮化所要追求的目的,更不是新農村建設的目標,水是家鄉的甜,月是家鄉的圓,人是故鄉的親,人走的再遠,也拋不掉對故鄉的魂牽夢繞,落葉歸根,家鄉才是創業、親情和故園情的福地,幸福不是在異地獨享其樂,而是和父母以及兄弟姊妹共享天倫之樂,回鄉創業和發展,不僅符合新農村和城鎮化建設的大趨勢,也符合鄉情孝道親情的傳統倫理訴求,青山綠水,藍天白云,清潔的空氣,這是大城市人的奢望,盲目青睞大城市,是時尚的選擇,但是卻并非是最理性、最科學、最人文和最合適的選擇,全面考量,才是最聰明的定居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