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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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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許多人都在抱怨大城市所帶來的空氣污染、交通堵塞等等大城市病，聯合國（1993）和世界銀行（2000）等國際機構也都明確指出特大型城市（mega-cities）在經濟社會發展上的負面作用，指出了發展中國家過度城市化所導致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但在中國，每年還是有大量人口涌入大城市，特別是北上廣這樣的特大型城市。數據顯示，每年涌入北京的常住人口就相當于一個中型城市的規模。面對這樣的現狀，我們是否需要控制城市的規模？不幸的是，這些城市的控制性規劃往往都迅速地被現實所超越，人口涌入的規模往往比規劃的多許多，這導致許多學者幾乎一邊倒地鼓吹發展大城市與特大城市。的確，我們面對的是人口大量涌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現實，但是發展大城市或特大城市是我國新型城鎮化的最優選擇嗎？
意大利特倫托大學博士、美國美利堅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后、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張剛峰，持續研究中外城市人口規模問題已經逾10年，他提出，中國最佳城市人口規模應該是200萬人左右。本報記者與他進行了深入探討。
客觀認識城市化人口比例
《21世紀》：在有關城市化的研究和討論中，有很多學者提及城市化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成正比；并以其它國家的城市化人口比例來證明，與經濟發展水平相比中國的城市化水平滯后。
張剛峰：我承認城市化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存在相關性，但是跨國比較卻可能誤導人的判斷，因為各國對城鎮及城市化的界定很不相同。
2004年，我和好朋友美國紐約城市大學社會學系終身榮譽教授Jerome Krase討論了城市化人口的統計標準，他回到美國后給我發來了美國國家人口統計局的標準。美國對都市化人口的定義是超過2500人的聚居地，當然標準里有對人口居住密度的要求，但是另外，它也對在大都市區內的聚居地的人口不做要求。所以，如果按照美國的標準，我國的城市化人口的比例比我們目前的統計要高許多；以美國大都市區的標注來衡量的話，我們整個蘇南、上海和浙江沿海地區可以說是一個巨大的都市區，非城市化人口應該是很低的。
墨西哥對城市化的定義與美國類似，為2500人。其它很多國家的城市化標準比美國的還要低，比如說加拿大和新西蘭對都市化區域的定義是1000人以上的聚居地，法國、以色列、荷蘭和捷克等是2000人，而挪威、冰島、格陵蘭甚至是只要有200人以上的聚居地，就可以算都市化了。當然，也有標準比較高的，如奧地利的標準是5000人，葡萄牙和馬來西亞是10000人，土耳其是20001人。
我國在人口普查時所用的標準是3000人以上的建制鎮。因此，如果硬搬其它國家的城鎮化人口比例來比較，不僅沒有太大的意義，甚至在實踐上可能是有害的。
事實上，在發達國家，城市化人口的比例更多的只是一個統計數據而已。在發達國家，城鄉差別已經很小，你也很難斷言居住在鄉村的就是沒有城市化的人口。事實上，我認識的好多位歐洲的教授，他們就住在鄉下，有些是因為住在上輩留下的“祖屋”，有些是將房子買在了鄉村。所以他們討論得更多的是“都市化的生活”，也就是說即便居住在鄉村，也能享受與都市一樣的生活水準。對于鄉村的“都市化生活”，交通、水電氣、污水和垃圾的集中化處理、學校、醫療等基礎設施是關鍵。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相信我國的城鄉差別也會越來越小，城市化人口的統計也會越來越沒有意義。
城市最佳人口規模多大
《21世紀》：支持城市增大的理論基礎是規模經濟效益，即人口集聚和某一產業以及相關產業和服務業在某一個城市的集聚會帶來勞動生產率和經濟運行效率的提高，這被稱為馬歇爾外部規模經濟效益。但為什么中國很多大型城市卻出現了交通的擁堵、通勤時間的加長、地租和房租的上漲、環境污染成本的上升等等，導致有效勞動時間的損失和勞動生產率的降低、商務成本增加以及最終人們生活幸福感的降低等多種問題？
張剛峰：城市規模與勞動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是一個倒U形或者說是鐘形，也就是說城市的擴張一定存在一個閾值，超過這個閾值，就走向“規模不經濟（diseconomy of Scale）”，社會經濟活動的效率是降低而不是升高的。
我們的許多學者與官員熱衷于發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但是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作為某些學者和地方官員心目中標桿的國際化大都市其人口規模往往遠沒有他們想象的那么大。在美國，超過一百萬人口的城市只有九個，而在歐盟，亦只有十八個，且沒有一個城市的人口是超過1000萬的。把所有已經工業化的歐洲、俄羅斯和美國加起來，市區人口超過200萬的也只有區區的11個，遠遠少于目前我們中國市區人口已經超過200萬的城市的數量。
《21世紀》：有理論研究證明多大規模的城市才是最理想的嗎？
張剛峰：事實上，上世紀七十和八十年代，美國曾經興起過關于“最佳城市規模”的討論和研究，直到今天也還有歐美和日本的學者在研究這個命題。
在最佳城市規模的研究中，最流行的理論模型是亨利·喬治定理。1987年，美國學者卡里諾基于美國82個城市的數據，計算了城市化集聚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發現1%的生產要素的增加，其產出增加在裴奧里亞市能達到1.9%，在辛辛那提是1.4%，在肯薩斯城和圣路易斯是1.3%，在波士頓是1.2%，而在當時美國的第四大都市費城，則只有1%，也就是說在費城這種規模的城市，城市化帶來的集聚效應和外部規模經濟效益完全消失了。卡里諾的研究表明在人口規模十余萬的小城市，由集聚帶來的馬歇爾外部規模經濟效應最大，但它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而急劇下降，在城市規模達到150萬以上時就基本上消失了。
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和日本國立政策研究研究生院大學副校長金本良嗣和日本電力工業中央研究院社會經濟研究中心的大河原徹、筑波大學社會經濟計劃研究所的鈴木努研究了日本城市的都市化人口集聚所帶來外部規模經濟效應，發現規模在20萬到40萬人口之間的城市，其外部規模經濟效應最高，達到20%。
《21世紀》：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鄧肯·布萊克和美國布朗大學的弗農·韓德生在1999發表的研究表明城市的集中度（city concentration）與外部規模經濟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進一步表明城市化發展的道路不應該集中于少數幾個中心城市的“超級”發展，而是要更加分散的多個城市的均衡發展，或者說發展起一大批均衡分布的城市群。
張剛峰：請注意，他們所說的城市群與目前我國許多學者與官員們用的城市群概念是不一樣的。這一研究結果可以很好解釋北京周邊的京津冀貧困帶，表明如果周邊的城市不能得到足夠的資源而發展起來而北京又不斷得到更多資源的話，就沒有辦法停止北京對周邊資源的進一步吞噬，這些城市也將一直難以發展起來。
不難得出：如果我們希望利用城市化來提升經濟運營效率的話，最好的路徑是發展中小城市，而不是大城市，更不應該是人口超過200萬的超大型城市（mega-city）；另外，需要更多城市的均衡發展，而不是少數幾個直轄市和省會城市的“超級”發展。
城鎮化不能簡化為農民進城或給戶口
《21世紀》：不少學者今天還持“城鎮化就是農民進城”這樣一個非常簡單化的觀點。
張剛峰：事實上，在今天，農民、工人、市民、鄉下人等等這樣的身份辨析還重要嗎？如果說只有住在城市里的人才能算市民，那么那些住在鄉村的就一定是農民嗎？在前面我已經說過，在發達國家，城鄉差別已經很小，很難簡單化將居住在鄉村的人口歸結為非城市化人口。在筆者曾經學習的意大利特倫托大學，當時的社會學學院的院長曾邀請我到他在山上的家里過新年，他在城市里有一套房子，但是他們一家卻主要住在山上的小村里，因為還在小學讀書的兩個孩子更喜歡住在鄉下，有更多玩耍的空間。我另外一位要好的朋友是數學系的教授，經常到他家吃飯，他一家也住在一個離城市二十余公里的小村里。
美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的郊區化趨勢也是城市人口向郊區擴散，因此，簡單化的“城鎮化就是農民進城”無法解釋這種現象。事實上，在歐洲，絕大多數村鎮居民不是農民。事實上，歐美國家越是小城鎮，往往越是干凈整潔，越適宜居住。
《21世紀》：目前，我國有2.2億遷徙勞動者離鄉背井，遠走他鄉找尋工作。在這個過程中，有很多鄉村荒蕪凋敝，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
張剛峰：如果我們從創造財富而不是創造GDP這個角度來分析問題的話，就絕不能將城鎮化簡單地看做，是將農民弄進城市特別是大城市，而是為他們在他們家鄉附近創造工作機會。從歐美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制造業的未來是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鎮。
據此我認為新型城鎮化最好的模式還是費孝通先生在1980年代提倡過的讓農民“洗腳上田”，“離土不離鄉”，而不是簡單化的“農民進城”，讓人口向大城市集聚。隨著交通的改善和經濟水平的提升（電動車、摩托車、汽車），新型鄉村非農民的工作半徑很容易達到20，甚至50公里。與城市化就是農民進城這一簡單化觀點相聯系的就是給農民戶口，這一觀點也與目前在城市打工卻沒有城市戶口的遷徙勞動者的所謂“半拉子城市化”有關。事實上，半拉子城市化與城市化沒有關系，而是與社會福利和服務的均等化有關系。當服務均等化之后，戶口還是問題嗎？還有人想要城市戶口嗎？
《21世紀》：中國社科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員張翼2010年在全國103個城市調查了106031個農民工的戶口轉換意向，調查發現，在不涉及到承包地問題時，75%-80%的農民工不愿意轉變為非農戶口，而如果需要交回承包地之后才能轉換戶口時，則90%的農民工不愿意。
張剛峰：這說明，戶口不是農民們關注的重點。浙江更出現了一種現象——考上大學的學生有非常大的一批人不愿意將其農村戶口遷出，變成城市居民戶口；甚至還有很多已經成為城鎮居民戶口的政府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員工千方百計想將其戶口遷回農村，變回農民戶口。這背后的原因是隨著房價的高企，戶口遷回農村意味著可以分到宅基地，對比動輒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的別墅價格，農村宅基地變成了非常有吸引力的香餑餑；更何況經濟條件好的村集體，還會有資產收益，每年還有分紅。
可見，對于城市化，戶口只是表面現象，真正的問題是經濟發展、工作機會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在社會福利與公共服務均等化之前，放開戶口控制，將會導致大量人口在短期涌入城市，這對各地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體系將產生巨大的沖擊。我想請大家記住，土地是農民最好的社會保障。
2001年，當我給浙大學生作關于社會保障方面的講座時，我對我們的社保將農民排除在外提出了批評，當時現在的浙大副校長羅衛東教授反駁我的觀點說：城市居民沒有工作是要死人的，而農民沒有社保卻不會死人。十余年來，他的話一直縈繞在我的耳邊。所以我贊成“撇開戶籍，走”常住人口城鎮化“之路”。這將減少農民在城市化過程中的風險。
理想的城市化圖景
《21世紀》：那么，你理想中的城鎮化是什么樣的？
張剛峰：我認為對于我國，理想的城市化圖景是大力發展地級市和縣級市。按照目前地級市人口規模，其市區人口可能達到50萬到100萬，具有非常完備的文化、娛樂、教育、醫療設施。而縣級市人口達到10-20萬，具有比較完備的文化、娛樂、教育、醫療設施。這樣在每個省都會構成一個由大城市（省會城市或傳統上的中心城市）-中等城市（地級市）——小城市（縣級市）——小城鎮等組成的非常均衡發展的城市群。
在這樣的城市網絡里，許多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者可以居住在自己的“祖屋”里，到附近的鎮里或縣城里工作。2013年1月，筆者開車路過浙江德清縣的一個小村，與一對中年夫婦聊了聊。夫妻倆一位在縣城的一家企業工作，另一位在該縣另外一個鎮上的一家企業工作，騎電動車或摩托車單程大約半小時到三刻鐘可達工作單位。我認為這才是我國新農村發展的好模式，雖然住在鄉村，卻過著有尊嚴和富裕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