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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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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人為什么能過上全球“最幸福”生活
1846年，安徒生發表《賣火柴的小女孩》，中國文學界評價此童話“反映了丹麥深刻的社會矛盾”。
這則童話發表100多年后，那個因為誕生了安徒生而被稱作“童話王國”的丹麥，被評選為世界上“最幸福國家”。
筆者試著從幾位在北歐諸國生活多年的中國人的視角，來揭開這些“幸福國家”背后的秘密。
秩序：排隊做手術的首相
兩個月后，終于輪到首相做手術，但出訪秘魯的時間已經錯過了。
只要回到中國，移民瑞典哥德堡20多年的趙福卿總會面對親朋好友的追問：你們到底幸福到什么程度？
這時，趙福卿總會講一個流傳很廣的故事：一位瑞典醫生為了讓一個抑郁癥患者多曬太陽，開出這樣一張藥方———出國度假兩周，費用政府報銷。
于是，親朋好友再問：出國度假，那不是特權階層，或是富人才享有的權利嗎？
趙福卿不理解什么叫“特權階層”。因為在瑞典、丹麥這些北歐國家公民的觀念里，“特權”這個詞是不存在的。
趙福卿印象比較深的一件事情是，當年瑞典首相去秘魯出訪之前，突然發現自己腿不舒服，檢查后發現要做手術。
首相向醫院申請做手術。但瑞典法律規定，一個醫生每天只能看6個病人，于是首相的手術時間被推遲了下來。兩個月后，終于輪到首相做手術，但出訪秘魯的時間已經錯過了。
趙福卿至今感嘆，一個首相都不能享有提前做手術的特權，這個國家的秩序，會是何等嚴謹。
趙福卿在乘坐電車時，曾多次碰到過哥德堡市長，像一個普通人一樣坐在車廂里。對市政府決策有意見的乘客，可以直接過去叫著他的名字給他提意見，而 市長在這種時候，是要謙虛認真地聽取意見，“因為他知道自己必須服務好人民”。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楊啟先先生在《一篇遲到的“考察紀要”》中寫道，“（瑞典）法律曾經明確規定，除國王以外，任何人包括首相在內，外出時都不能配帶警衛。”
專門從事北歐社會政策研究的山東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葛忠明，曾多次去瑞典考察，他見到過首相和國王，但“他們都沒有浩蕩車隊，沒有。”
丹麥新任駐華大使裴德盛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丹麥沒有腐敗根源于法治社會。”
在葛忠明教授看來，法治社會不是簡單的有很多立法的社會，“問題的關鍵是對法律的態度：是可以操作的，還是只能信仰和遵守的？”
“腐敗絕不單單是法律的問題，而是權力問題。”葛忠明教授說，權大于法是問題的根本所在，“當權力和資本勾結的時候，法律往往是很軟弱的。”
而丹麥和瑞典皇室的特權，張倩認為還不如一個普通居民家，“普通居民家可以弄個圍欄，不打招呼不能進，但皇室連個護欄都沒有。”
丹麥皇宮是四棟灰褐色哥特式建筑，外觀樸素，民眾與車輛可自由穿梭在四棟小樓之間。“丹麥皇室沒有隱私，小王子寢宮下面甚至是展覽室。”張倩沒事會上網查閱丹麥皇室主要成員的預算，包括女王及其夫、王子、王妃，明細一清二楚。
“丹麥皇室肩負吸引游客的任務，這是國家收入的一項重要來源。”在丹麥兼職做導游的張倩說。
稅收：央行行長一半收入拿來繳稅
“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把貧富差距‘拉平’的政策，因此一些弊端在所難免。”趙福卿說，那些高收入的精英群體并不喜歡這種高稅收模式。
“不奢望自己能取得大成就，不用擔心會窮困潦倒；沒有什么能讓人興奮，也沒有什么會令人愁苦。”張倩總結這些年自己混在北歐的狀態。
這兩年，盡管遭遇全球性經濟危機，但北歐四國并沒有改變“高收入、高稅收、高福利”的特點，仍是很多人的移民首選。
上世紀70年代末，廣西人盧志剛轉道越南來到瑞典，在哥德堡呆了30多年。今年12月初，他回國探親旅游，行程包括上海、廣東、北京、廣西等。
他現在是一個閑人，過去30年連續不斷交稅，他已經可以讓政府養著過晚年了。
無論是瑞典的盧志剛還是丹麥的張倩，都認為高福利的社會，來自于高稅收。“稅收像調節器，把高收入階層和低收入階層，通過財富二次分配做到最大可 能的平衡。”盧志剛說。
在哥德堡，北京人趙福卿所開飯店的稅率是20%；工人按照臺階式交稅，年收入100萬，得交80萬左右的稅；丹麥工薪階層的最低稅率為38%，張倩如果收入2萬克朗，拿到手的只有一萬三左右；而一條標價500塊錢的牛仔褲，政府要從中抽走100塊……
楊啟先總結過這種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中始終堅持效率優先原則，勞動多、貢獻大的多得。但在社會財富再分配中要進行合理調節，以做到最終分配的差距不致過大。
張倩拿一組數據論證，芬蘭銀行（中央銀行）的數據顯示，央行行長月收入大約在15000歐元，需繳所得稅50%；部門負責人的月收入約7000歐元，剛畢業進入銀行從事研究工作的職員月收入2500歐元，銀行內的清潔工、保安人員的月收入大致2000歐元。
比較起來，稅前最高收入是最低收入的7倍多，但稅后只有3倍左右。在北歐四國，通過稅收這種強有力的再分配手段，使各國形成以中等收入者為主體的社會結構，中等收入者占到總人口的80%-85%。
“政府最高領導人的工資比一般職工的工資，稅前差距可能達四五倍，但稅后往往只有兩三倍。”趙福卿說，瑞典的收入差距很小。而《2002人類發展指數》中，作為衡量收入分配差異和社會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北歐諸國均排在前列，如挪威0.258，瑞典0.250，芬蘭0.256。
在葛忠明教授看來，幸福指數和社會的經濟發展之間沒有必然聯系，“而與社會政策安排直接相關。”
“通過社會政策，北歐國家的社會成員之間的社會關系得到了調整，整個社會的分化表現在經濟、權力方面的分化不那么嚴重，這使得社會系統結構呈現高度扁平化特征。”葛忠明說。
而這種調節的結果是，群體內部社會成員之間的社會關系，由于每個人在國家那里得到了相同的政策待遇，因此呈現出高度和睦的特征。
“正是群際和群內關系的和諧，使得北歐國家社會成員的幸福指數高過其他地方。”葛教授分析。
不過，“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把貧富差距‘拉平’的政策，因此一些弊端在所難免。”趙福卿說，那些高收入的精英群體并不喜歡這種高稅收模式。
在北歐四國，對于那些收入很高的資本家、商人、影視體育明星來說，稅率最高可達80%，除了地下的逃稅方式，對他們來說，移居國外是一種慣常的逃稅方 式。
比如知名三級跳運動員奧爾森為了逃避納稅，將居住地點改在了蒙地卡羅。而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瑞典網球明星博格，因不滿瑞典的累進稅率太高，干脆到英國定居。
高福利的政策，也讓很多人鉆空子。北歐那些愿意生育的家庭，一般會有兩到三個孩子，因為光政府給孩子的補貼，已經足夠一家五口人生活。
“在丹麥，中東移民比較多，他們會生很多孩子。”張倩拿中東移民和勤勞的中國人做比較，這些中東移民完全靠孩子生活，根本不用工作。
工作：千萬別對服務員呼來喝去
當木匠？來到這里的中國游客會感嘆，這些被大家瞧不起的工作，在北歐居然會有人感興趣，并且當成事業來做。
因為享有高福利，工作對于北歐人來講，更多是出于興趣，而非謀生手段。
在哥德堡住了20年的北京人趙福卿當年勞務輸出后留在瑞典，他對當地人對工作的態度非常欣賞。
“上完中學后，學生就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職業。”在這些職業中，有人選擇高端的，但更多的選擇當木匠、當廚子，甚至打掃衛生……
當木匠？來到這里的中國游客會感嘆，這些在國內被大家瞧不起的工作，在北歐居然會有人感興趣，并且當成事業來做。
“北歐勞動力成本特別貴，所以幾乎所有飯店都是自助餐。”作為一個餐館老板，趙福卿手下也沒有幾個服務員，瑞典人會很自覺地自助。
“你不能指望餐館服務員給你倒水，也不能指望賓館服務員上門給你調整網線。”在丹麥，如果游客不知道在賓館如何上網，“要么你自己琢磨明白了，要么 要看工作人員是否有興趣給你調整。”
這也是為什么張倩回到北京對首都機場細致入微的服務感嘆“國內服務業水平太高”的原因。
但同行的一位丹麥男士不習慣，“為什么漂亮的中國姑娘一定要幫我把行李提到車上？”要知道，在北歐，男人不能幫助女性提東西，這會被視為“性別歧視”。
習慣了國內“優質服務”的張倩，在丹麥生活時也有自己的苦惱。
冰箱壞了，打電話叫人來修，修理時間從工人上車出門開始計算，到家后檢查出毛病，開車去買零件，再換上。
如此折騰下來，七八個小時已經過去了。按照丹麥最低工資標準，修理費800克朗，不二價，相當于900多元人民幣啊。
“如果在國內，你可以大吼：這是什么效率啊？我要投訴！”但張倩不敢發火，因為人人平等，工作沒有高低之分。
趙福卿最開始也以為自己開飯店會被人瞧不起，后來融入這個社會才知道，“當首相有時會被人忽視，打掃衛生則會被人尊敬。”
“大家都在工作，都在交稅，所以在北歐，工作根本沒有高低貴賤之分。”趙福卿說，國內很多游客來北歐旅游，習慣性對餐館服務員呼來喝去，這樣做將不會得到服務員的任何服務和好感。
“你不能投訴，因為你看低別人在先。”今年9月，筆者曾有機會出訪北歐四國，導游佟明化經常在車上囑咐出訪團員，每天下車前順手把垃圾帶走，這是對大巴司機勞動的一種尊重，千萬別把他只看成個開車的。
這名大巴司機是56歲的瑞典人克瑞斯，每天笑呵呵的，溫文爾雅得像個教授，早餐時從容地喝咖啡看報紙，在車上放交響樂，和中國游客聊“賈寶玉”、“淘寶網”。
“開車是克瑞斯的興趣，這份工作要帶來的是快樂，如果游客讓他不爽，他只能忽視，不能因為游客而影響自己的快樂指數。”佟明化說。
幾乎每個人都是憑興趣在工作，佟明化是球迷，他借機數落中國足球：“你看，北歐小孩把踢球當成興趣，興趣足夠濃厚的時候就成了職業球員，所以瑞典能夠培養出伊布拉希莫維奇。”
那一天，旅行團正好走到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1992年丹麥隊遞補進入歐洲杯決賽圈，但他們居然在哥德堡的烏列維球場奪得冠軍，這被稱作足球圈的“丹麥童話”。
佟明化恨鐵不成鋼：“中國隊拿過亞洲杯冠軍嗎？”車廂里啞然。
為何北歐全球幸福指數第一
下午的四、五點鐘，北歐人已經下班開著車到湖邊或山上，恣意地劃船或攀巖；此刻的中國CBD區，上班族仍賣力地沖業績，繼續吃著各種方便食品。不成文的加班文化，讓中國夜晚的辦公大樓依舊燈火通明，晚餐的應酬又變相地延長了工作的時間。
北歐人平均每周工時37個小時，而中國人平均多了8小時。根據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公布的調查，中國人去年平均工時已經超過2200個小時，幾乎居全球之冠。這樣的代價，讓我們的富裕陷入了著名的“GDP與幸福”問題。在過去的十幾年，中國的經濟指標逐年攀升，中國人的幸福值卻沒能與之同步，先升后降地劃著一條并不漂亮的曲線。
而最近幾年以來世界各國推出的幸福指數、幸福值排行中，北歐五國無不高居榜首位置，中國則遠遠地在三四十位徘徊。無論是在自然環境、公共建設、社會福利以及文化教育上，辛苦勞碌的中國人到底是輸給了北歐人。
放眼望去，北歐國家沒有高樓大廈，人們穿著樸素，開著舊車，吃著簡單的食物，每天晚上7點以后街上就靜悄悄的，沒有燈紅酒綠的夜生活，也沒有超級奢華的消費刺激著人的神經。生活在這種地方的男人們，幸福從哪里來？
北歐男人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個詞就是生活品質，瑞典有句老話：錢是可以儲存的，而時間是不能儲存的，你怎么花時間，決定了你一生的生活質量。被房子、車子、票子充滿的人生，和被孩子、妻子、園子充滿的人生，北歐男人選擇后者，因為他們要的是品質，而不是物質。
孩子是男人生活品質的重要部分
如果你有孩子，而保姆費用特別昂貴，你會選擇去外面多找一份工作掙錢給孩子請保姆，還是辭職回家自己帶孩子？
在瑞典，很多男人無一例外選擇后者。也許有人會說，那是因為他們有一年的帶薪產假，政府鼓勵生育。他們會說，你說的沒錯，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男人帶孩子比女人更細致，或者孩子跟父親在一起才能培養好的個性。Fredrik說的可能最有代表性：“因為我一天不看見我的孩子，不給他講故事，不在他的小額頭上親一下，我就什么都做不了，人生沒有意義了。如果錯過了孩子叫第一聲‘爸爸’，我可能恨不得撞墻。”
這一點都不夸張，瑞典男人愛孩子是出了名的。在路上經常看到胳膊上都是文身，卻在胸前兜著一個嬰兒，手上牽著一個孩子，拎著購物袋的金發帥哥，他們慢吞吞地走著，時不時地往街邊的店鋪里張望一下，仿佛心里在默算還要添置的東西。公園里也有推著嬰兒車曬太陽的奶爸，換尿布的時候把孩子的小腿并起來往上一抬，手底下一抻一塞，動作十分嫻熟。
Fredrik是一家商場的會計師，公司有專門的幼兒園和哺乳室，很多父母都是帶著孩子上班，午飯時間還要去給孩子喂奶。很多奶爸混跡在奶媽中間，坦然地用奶瓶給孩子喂奶，一點都不覺得尷尬。機場的男用洗手間里甚至有專門給嬰兒換尿布的操作臺，北歐爸爸是一刻也離不開孩子。
“我們并不是‘家務男’，而是‘居家父親’。如果一個家庭主男把自己淹沒在瑣碎的家務事里，是愚蠢的表現。居家父親應該成為孩子心目中最棒的爸爸， 還要能有自己的創意，營造和諧溫馨的家庭氣氛，讓孩子身心健康地成長。”做過8年家庭主男的Fredrik鄭重補充。
瑞典“奶爸”們認為，最好的時光就是孩子們在睡覺之前爬上膝蓋，向自己要一個擁抱。這種時候，他們覺得自己非常有成就感，非常幸福。對瑞典男人來 說，孩子不是男人在尋求成功過程中的一個背景，而是一個男人生活品質最重要的部分。
熱愛女人就是熱愛自己
眾所周知，丹麥的婚姻制度幾乎瀕臨滅亡，很多成年男女選擇同居不結婚。結婚的人也經常穿著便裝去登個記就可以了。而且丹麥是個性開放程度很高的國家。然而丹麥男人卻非常保守和專一。
Eric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在一家公司作軟件開發師，還有半年的時間他就可以升任研發主管。這個時候女友Jan被銀行總部派往香港出任經理，這正是Jan夢寐以求的機會，為此她每天堅持學習一個小時中文。這讓人擔心，沒有婚姻關系的感情，能否經得起兩地分居的考驗？Eric卻抿起好看的嘴唇笑了，他輕松地說，兩周后我會去公司領最后一個月的薪水。Eric認為，自己的工作雖然好，但自己沒有Jan那么強烈的工作愿望，當然是自己放棄比較好。Jan每天都那么努力地學習中文，她一定能實現夢想的。根本就不存在兩地分居的問題，因為這不在他們的考慮范圍之內。
Eric自己主動報名參加了反對家庭暴力培訓班，說起男人應該如何避免家庭暴力，他的話就變得很多；還有準爸爸課程，他說害怕以后去了國外沒有這樣的課程，他要先學好，如果Jan懷孕了能給她最好的照顧。
這也不是什么特殊例子。丹麥男人從小就被教育要熱愛女人，尊重女人。Eric不僅對Jan這樣，對自己的母親、姐妹都是這樣照顧得無微不至。妹妹的丈夫不幸去世，Eric陪伴了她整整一年，每天照顧她的飲食起居，開導她，帶她去旅游，在她情緒失控大叫大鬧的時候沖上去抱住她，流著淚親吻她。他熱愛所有的女人，這已經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在他看來，給女人一個虛無的承諾只能讓他感到不安，只有分分秒秒的陪伴和注視才能讓他安心。
找到讓自己高興的事情做
Reidun住在挪威卑爾根附近的一個島上，島上幾乎荒無人煙，每座房子都掩藏在大片的樹林和草坪中。他家是一棟兩層樓的房子，里面的擺設非常普通，但推開后門，人們都會驚叫出來，他的后花園令人驚艷，玫瑰、郁金香發出陣陣香氣，嫩綠的草坪被修剪得像絨毯一樣，甚至還有一處人工瀑布，水簾底下是一塊刻著盾牌的石雕。Reidun得意地說：“這個園子和我兒子同齡，6歲，這個瀑布，我花了整整兩年才搭好。”其實，這個花園并不是那么奢華，花草都是普通的品種，是挪威家家后花園里都有的東西。Reidun引以為豪的瀑布，也不過是普通的石料，他自己雕的圖案也難免粗糙。
Reidun說：“我就是喜歡勞動的感覺，渾身熱汗，喝一杯冰鎮啤酒，很爽。陽光燦爛的時候，脫了衣服在草地上曬一天，是我覺得最幸福的時候。”
Reidun從來都閑不住，他現在的計劃是每個星期去刨一根圓木，要在樹林里搭一個小木屋，還要砌個壁爐，冬天帶全家人去度假。
對Reidun來說，“我們的花園很大，不僅僅是自己家里的后花園，還有這個國家所有的公園、湖泊和森林。挪威男人的花園是無邊無際的，我們總是能找到讓自己高興的事情做，讓自己的生活處處有味道，不會懶散，只會充實。”
五個問題，你是否像北歐人一樣幸福
1、晚上7點到10點，你在哪里？
中國：人們多在KTV、打牌、吃大餐、交際應酬、逛街………就是很少在家（即便在家，也是上網、看電視）。
北歐：此時是Family time ,不開電視機的家庭時間，北歐的商店在晚上6點鐘就打烊（有時更早），大家都回家晚餐、聚會，很少在外流連。
2、你天天陪孩子或家人吃早餐？
中國：年輕的父母，經常是前一天晚上加班到太晚，所以早上起不來，更別說吃早餐了；小孩多半就在路口轉角的早餐店解決，有了零用錢，不怕餓肚子。
北歐：父母百分之百一定和孩子吃早餐，情非得已的話，也會有一個人陪孩子。
3、你的青少年孩子愿意跟父母一起出門嗎？
中國：別說因為青少年的叛逆期，事實上，是因為父母親早年失誤所造成的結果。回憶一下，大人帶著小孩參加宴會，常任由他們跑來跑去，在極其無聊的情況下，調皮搗蛋的孩子們總是挨罵。長大后便認定，通常父母約的八成沒好事。
北歐：父母約孩子出門時歡天喜地的事，即使80歲的北歐老父母打1通電話給60歲的老孩子，也能相約出游。北歐的父母親如果帶小孩出門，必定以小孩為中心安排行程內容，否則寧可不帶在身邊，單純赴約。因此，北歐的孩子知道，只要父母約的絕對是好事。
4、你一定要晚上加班到半夜？
中國：多數中國人加班的方式很悲情，朝九晚五，將工作擺在了第一的結果就是晚歸晚起，中國爸爸經常晚上回家的時候孩子已經睡了，早上起床小孩已經上課，同住一個屋檐下，一個禮拜有五天無法見面好好說話，已經成為中國雙薪家庭的生活常態。
北歐：即使要加班，也以不影響家庭時間為準，例如父親寧可選擇凌晨3點鐘去加班，家里至少還有母親可以陪小孩吃早餐，父親也只損失早餐的1小時相聚。凌晨加班聽起來匪夷所思，但的確為北歐爸爸們增加了3小時的晚餐家庭相聚時光。
5、幫孩子買房子？還是一起買房子？
中國：許多中國父母經常掏腰包替孩子買車或付頭期款房貸，不然，就是要求干脆和父母住在一起，省下房租及貸款。
北歐：若要替孩子買車，會讓孩子上初中時開始打工攢錢，父母親以漸進式贊助資金，與孩子一起買了3輛二手車，到了孩子上大學需要用車時，雙方便將3輛二手車的好零件湊在一起成就一輛好車，這是北歐人送車給孩子的方式。等孩子要結婚，做父母的通常會算算自己有多少錢、孩子有多少錢，然后雙方合資買1塊地，合力蓋新房，這是經營親子感情的基本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