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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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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部門目前已形成關于改革完善土地管理制度的框架建議，在完善改革土地制度過程中，與補償相關的征地制度改革是最大難題。未來，在原有制度模式上，通過總結當前一些試點城市的經驗，“農地”有望通過招拍掛等方式進行市場化流通，權益進行市場化分配。（9月4日《經濟參考報》）
這是農村用地的一個極大改革，而且到了必須改革的時候。
農村土地流轉實質上是使用權的流轉，是指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戶將土地經營權轉讓給其他農戶或經濟組織，也就是保留承包權，轉讓使用權。這種轉讓，就是土地的性質和承包人不變，但用途不限于農耕。
從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實行的“包產到戶”政策，讓土地和人頭掛鉤。在當時的確實是刺激了農村勞動力的釋放，但是現在的情況是，土地不流轉導致了土地使用效率很低——農民想干不想干，土地所有權都掛在其名下，極大地限制了農業效率的釋放。
土地流轉受阻究竟桎梏了多少勞動力呢？以農戶的平均收入接近城市居民平均收入為測算基準，或者以現代化的農業技術來測算，估計在30年或更短時間后，中國只需約三千萬到五千萬專業農戶。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因為現在的農民不下8億。即使有很多農民已經進入了城市，真正現在留在農村的農民也不下2.5億。這意味著，未來還有一億多兼業農戶要放棄農業，進入城市，將土地流轉到留守農村的專業農戶手里。也就意味著，如果更早時候推動土地流轉的全面進行，目前的第一產業人口將僅為當前的1/4不到。這么大數字的農民移到城市，將是未來城鎮化的一個創舉，能引起全世界驚訝。
問題是，眼前他們依然還在農村，這對于掙扎在人口紅利邊緣的中國經濟來說，無異于一個巨大的勞動力浪費。
也正是基于這種前景，土地流轉成為了新一輪政策關注的重點，隨著城鎮化的穩步推進以及政府在盤活存量方面的政策方向，新一屆三中全會的重點，很可能就要以土地流轉作為新一輪的改革重點。
這個呼聲已經越來越高。如果土地流轉大面積鋪開，那么農村產權很有可能一躍變身為活躍的資產，必將會給農村經濟發展帶來活力，并且同時給城鎮化注入新能量。簡單來說，新的政策底線在于農村土地不得進入商業地產領域。但從實際操作來看，農村土地卻可以進行非住宅建設，比如對國有土地上的工業用地進行置換替代——工業用地使用農村土地，而原本的工業用地因為是企業的固定資產則可以進行房地產投資。其實也是變相增加了商品房的土地供應。這對于目前糾結于土地稀缺屬性的地產業來說，也將是一個直接的利好。
土地流轉帶給中國經濟的正面意義是非常驚人的。一方面，現有存量土地的使用效率將出現較大幅度的增長——當下，很多農民工進城務工以后，大量土地被閑置，如果這些閑置的土地能夠流轉起來，無疑將大幅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對于現有的農業效率推進也將有直接利好，現在農業勞動想要進一步在技術含量、科技含量等方面尋求突破，前提就需要有大量土地的集中使用。
當然，有人提到背后的顧慮更多。農村土地流轉的顧慮體現在：工業用地和農村土地的置換未來必然成為主流趨勢。那么在這種模式之下，會不會土地流轉反而成為危及18億畝耕地紅線的“禍水”呢？
其實，土地流轉和18億畝紅線本身就不是一回事。從政策上看，占用基本農田必須經過國土資源部批準才行，所以所謂的18億畝紅線根本不會出現沖突。
推行土地流轉的背后必然是現有的第一產業人口受益，在加大未來長期農業人口收入和農村發展的前提下，18億畝的紅線不僅不會受到土地流轉威脅，反而可能會在這種第一產業效率激增的大潮下呈現另一種欣欣向榮的面貌。這應該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前景。
農村土地流轉雖然還停留在傳聞層面上，但這樣的改革方向已經非常明確！盤活存量、新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人口紅利以及再度曲線的對地產結構形成緩解，可以看到新政府在改革上的不遺余力，以及新的政策的高度連貫性。值得想象的是，如果新一輪土地流轉加速真的能夠如預期般展開，盤活的存量資源將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的驚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