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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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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溫州郊區，車站站牌、小學黑板報、農舍瓦房的側壁，村里的公告欄等地，隨處可見有關股改、地改、戶改的標語和短文。
“只有讓農民耳濡目染，明白改革確實關乎切身利益，城市化觀念才能深入人心。”溫州市發改委主任方勇軍說。
作為全國農村改革實驗區之一，在大部分城市對城鎮化還處于觀望階段時，溫州已先行邁出改革步伐。2010年，溫州市政府就提出“三分三改”設想——政經分開、資地分開、戶產分開和股改、地改、戶改，走出了一條溫州式城鎮化道路。
窮村的地改
溫州樂清市東仁宕村村支書鄭元象遞過來一紅一綠兩個硬殼小冊子，分別為“農村股份經濟合作社股權證”和“村土地合作社社員證”。
他說，千萬別小看這兩本冊子，一個股改一個地改，是他和村干部們努力了一年半的結果。
作為改革的憑證，經濟合作社擔負著將集體經濟產出依據股權證分紅的任務，土地合作社則將與土地有關的升值分享給村民。
東仁宕村的“三分三改”，從去年1月25日的村民代表大會開始。在此之前，鄭元象多次找來老輩們協商溝通，一遍遍闡釋政策的用意，應對和處理1300多個村民的各種疑問。
東仁宕村是個較窮的村，年輕人多外出打工，集體資產匱乏，村里的股改顯得相對簡單，將歸屬集體的房屋、設施等評估完后，股改也就完成了大半。
“地改是我們的關鍵。面對總共300多畝土地和80多畝宅基地，能做到公平有效地統籌規劃，很不容易。”他表示，土地流轉后不但能讓村民住上新樓房，還能給集體經濟一條致富之路。
根據溫州市政府“農房集聚”的政策要求，村委會嚴格審查和劃定了每戶的承包地、宅基地面積，對于違規搭建做出相應處理。
多輪商議的結果，最終是按一家四口人分得約140平米住宅為原則，將全村共296套住宅進行分配。一戶不足四口的，可以向其他家庭購買指標，反之也允許轉賣指標，必要時指標甚至可以細化到0.25個個人。對于確實無法實現均分的，則按超出面積600元/平米補給集體。
東仁宕村已經規劃在村邊建起占地25畝的住宅小區，10月將破土動工。“開發商就是我們自己，建設費和成本費由全村承擔，成本可控且還能住得放心”。鄭元象說。
溫州市委農辦主任、市政府農業局局長王蛟虎告訴記者，溫州城鎮的高房價讓農民望“城”興嘆，退出原有宅基地而住進農改房，除居住條件大幅度改善外，還能享受財產性增值收益。目前各村的簽約率都達90%以上。
富村的股改
“我們村的承包地早年就商業化了，幾乎不涉及地改，但股改卻能帶來實實在在的收益。”樂清市柳市鎮長虹村村委會主任鄭元成說。
位于柳市鎮商業中心的長虹村，此次股改涉及8億多元，500多戶村民2200多人。
長虹村村民95%以上都從事二、三產業，家庭工業車間達200多家，由村民創辦的年產值500萬元以上的股份制企業達50多家，年產值億元以上的企業有4家，村集體擁有電器城市場、貨運市場和農貿市場等多個專業市場。村里全年總產值達12億多元，集體經濟年收入1800多萬元，村民人均收入近5萬元，90%以上家庭擁有轎車。
“僅僅是市場、商鋪和物業收入，就足夠保障基本生活，加之村里還有兩個集團產業，涉及房地產、電器、酒店等，收入非常可觀。”鄭元成稱。
正是由于集體經濟發達，該村圍繞股改進行了持久的博弈，先后共開了70多次會議商討。
按最終的方案，村里的股權分為集體股和個人股，實行二次分配。首次分配，村提留集體股占總股權20%，剩余80%為個人股，時機成熟時再進行第二次分配。并且，股權轉讓僅限于本村內部且不能超過個人股的50%，須經董事會研究生效。
是否獨生子女、是否一戶二女或多個女兒、1995年以后外出上學國家是否分配工作，以及“農嫁女”配偶是否農業戶口、村民是否逃避義務兵役等細節，均無一遺漏地納入其中。
據悉，今年村里股改完成后，每股分紅約3500元左右，并將以較快增速上漲。接下來，村民還將很快再次分到住房——占地38萬平方米、涉及成本約4億元的舊城改造已經實施。
王蛟虎認為，長虹村的股改幾乎能成為改革范本，關鍵就在于股權的確定。兩年多以來，全市的股改完成率已達99.5%，涉及約750萬農民。緊接著，戶改將在今年全面啟動，最大限度地推進城市化進程。
“這一步走完，還將建立市一級、縣一級產權交易平臺，讓土地、拖拉機、漁船甚至家禽等在一定范圍內流轉，盤活農村資產。”王蛟虎稱，市一級的交易平臺去年已初見雛形。
平衡城鄉“水位”
“三分三改”，只是溫州城鎮化的基礎一步。進一步延伸，便是統籌城鄉發展。
和其他地方一樣，多年來，溫州市區發展較快且擁有政策性“注水”，“水位”日益增高，但農村則因發展緩慢，不僅“蓄水”有限，還常被政策性“抽水”，致使城鄉“水位”落差越來越大。
數據顯示，溫州城市化率為66%，而戶籍人口中非農人口僅21.5%，兩者相差40多個百分點，300多萬農村勞動力從事非農產業，但戶籍身份還是農民。他們亦工亦農、亦城亦鄉，屬候鳥一般的“兩棲人”，且大多居住在城邊村、城中村，無法公平享受城市公共服務。
“核心問題是溫州的城市化大大滯后于工業化，缺乏現代城市體系的形態、結構和功能，必然導致經濟社會轉型的滯后。”王蛟虎指出。
此外，溫州農村村莊數量多、規模小、分布散，政府布局農村新社區的意愿日益增強。于是，村級組織“轉并聯”政策的推出，讓溫州成為了民政部和浙江省的民政改革試點。
溫州市副市長胡綱高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所謂“轉并聯”這一特創，是指在政府提出的“1650”大都市框架內，將原有的5406個自然村整合為612個社區，重新構建現代基層社會治理模式。
所謂“1650”框架，是指溫州日后將建設1個包括鹿城區、龍灣區、甌海區等市區在內的大都市核心區，樂清、瑞安、平陽等6個城市副中心，以及極具帶動力的50個中心鎮。
眼下溫州給出的藍圖是，經五年努力，讓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超過2萬元，與城鄉居民收入比縮小至2.3:1，城市化率達70%，農房集聚率達30%以上，城鄉一體化機制基本形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副主任劉守英表示，城鎮化的核心和前提就是城鄉統籌發展。如果缺乏農村經濟發展，缺乏土地、戶籍等制度性改革，僅靠政府財政補貼和收入分配調整，難以解決根本問題。
“發展必須強調‘大溫州’概念，將郊區、農村一并囊括進我們的藍圖里，溫州才可能真正城鎮化，發展也才會更具主動權。”王蛟虎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