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戶籍制度改革漸行漸近，更多人的命運將伴隨新一輪人口大遷徙而改變。為能解決戶籍改革之囿，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有望升格為中央新型城鎮化領導小組辦公室。
7月18日下午兩點，在上海浦東北蔡鎮的一個二手家具市場里，來自安徽阜南縣鹿城鎮后小園村的張慶（化名）光著膀子，正和搬運工人一起將客人訂的家具抬上小貨車。在店鋪的小角落里，張慶6歲的女兒躺在一張狹窄的木床上睡得正香。
張慶要的是一種穩穩的幸福。他這個“農村的城里人”此刻最糾結的事莫過于孩子的上學問題。“上海的學校太貴哩，我們想著多賺點錢，今年在老家縣城里買個房。”但這個已經失去土地的農民，其準備買房的縣城的房價正日益走高。
正當張慶為女兒上學和買房問題發愁時，遠在千里之外的云南昆明下屬縣級市安寧的一個村子里，正躺在自家躺椅上午睡的易奶奶被劃空而過的飛機的噪聲驚醒。因臨近昆明長水機場，這個小村子很快將進行城鎮化改造。但在這里生活了一輩子的易奶奶并不愿意成為城里人，“城里窮人日子比農村的窮人過得還差”。
同張慶和易奶奶一樣，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口和城市流動人口，此刻正處在人生命運的十字路口。當戶籍制度改革漸行漸近，當新型城鎮化旨在釋放新制度改革紅利被國家提上日程，他們的命運，也將伴隨新一輪人口大遷徙而改變。
中國房地產報獨家獲悉，戶籍制度改革已被列入新型城鎮化規劃綱要的重要范疇，正處于討論期；而最高級別的年度北戴河會議，戶籍改革也在重點討論之列。
但與之相伴的戶籍改革之囿也隨之而來。教育、就業、醫療、城鄉間的福利差異、城市病等問題，牽絆著戶籍改革的行進與推出。更為重要的是，戶籍改革與土地、財稅政策和制度體系息息相關，牽一發而動全身。
新型城鎮化和戶籍改革正如同一輛高速行駛的列車，轟然前行。但未來的路，承載著憧憬，也充斥著博弈與荊棘。
戶籍篳路
“戶籍制度改革是新型城鎮化進程中不可逾越的一道門檻，已列入新型城鎮化規劃綱要的重要范疇。”7月17日，消息人士透露，“（戶籍制度改革）方案處于討論期，公安部、財政部、人社部等相關部委都參與了討論。”
中國房地產報獨家獲悉，最高級別的年度北戴河會議，戶籍改革是其中重點議題。近期，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也針對戶籍制度改革展開了全方位的調研。
另有知情人士透露，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有望升格為中央新型城鎮化領導小組辦公室。
與此同時，近期與戶籍改革相關的一系列改革，也不斷傳出新動向。據悉，在新型城鎮化發展規劃中，未來將對城市規模劃分打破行政等級限制，根據城市所具備的承載力、人口集聚能力等方面進行認定。
在此之前的6月26日，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在《國務院關于城鎮化建設工作情況的報告》中明確提出戶籍制度改革方向：全面放開小城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逐步放寬大城市落戶條件，合理設定特大城市落戶條件，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
“這次的戶籍制度改革與以往明顯的不同在于，以往的提法都是繼續合理控制直轄市、副省級市和其他大城市的人口規模，而此次對北上廣深這些特大城市也會結合條件逐步放開。”一位接近發改委的消息人士表示。
伴隨著中央高層的表態及一系列密集討論，國家層面的戶籍制度改革方向逐漸明晰，而地方層面的一系列改革探索也此起彼伏。
7月1日起，上海實行居住證積分制度。7月5日，四川省出臺的《關于2013年推進統籌城鄉發展工作的意見》中，除明確放開落戶限制，消除福利差異外，在用地制度改革方面也做出了安排，將逐步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不過，中央和地方有關戶籍制度改革的決心，未來可能遭遇的阻力反而是那些“受惠人”。據中國房地產報記者了解，有些經濟欠發達地區，部分農民并不愿意進城，對他們而言，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方式很難改變。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江浙一帶，農民不愿離鄉的原因則是由于農村集體經濟豐厚的福利供給。
在浙江省臺州市，早在幾年前就有一種奇怪的現象：城市居民爭相申請“非轉農”。早在2001年，僅分散于臺州市區的城中村，集體資產超過億元以上的就有4個，千萬元以上的有30個，百萬元以上的有44個。
“贊揚村村集體資產達5億元，每年村集體資產租賃、集體物業經營等收入可達數百萬元，村民每年可按人頭領取高額分紅，還可享受宅基地配備、養老、醫療、計劃生育等優惠。”臺州椒江區海門街道贊揚村村民繆光對中國房地產報記者說。
張慶也并不愿意成為城里人。他的老家阜南縣為建設工業園區，將包括后小園村在內的幾十個村子的耕地轉為工業用地，自家剛建好的三層小樓也因宅基地征收被迫拆掉，張慶將面臨著戶籍從“農業”轉為“非農”的巨大變化。“我們不愿意失去土地成為城市人，住擁擠的高樓。”張慶說。
制度難題
戶籍制度改革主要涉及解決兩類問題：一是農村人口在當地的城鎮化，二是城市外來流動人口的落戶問題。數據顯示，當前我國有2。36億外出流動人口，其中1。63億為外出農民工，還有7000多萬城鎮間流動人口。
如何能讓農業人口在城市里真正實現安居樂業，是未來新型城鎮化的難題之一。
“現在我國的戶籍制度改革，涉及的已經不僅僅是城鎮和周邊農村居民身份變換的問題，還有大量的區域和區域之間、甚至城市和城市之間流動人口的問題。如何吸納流動人口，其難度大大超過本地農民的城鎮化。”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說。
盡管戶籍制度改革推進的大方向明晰，但下一步究竟如何改，中央和地方政府如何明晰責任，區域間如何協調，如何讓城市間[最新消息 價格 戶型 點評]流動人口享受到福利，這些都是戶籍制度改革中面臨的一系列難點問題。
“很多當地農民并不愿意轉為城鎮戶口，特別是城市近郊區的農民，是因為他們有土地升值預期，集體經濟福利較好，享受計劃生育二胎政策，且有自己的宅基地和住房等。他們可以通過非農就業獲得較高的收入，還可以通過城鎮基礎設施的逐步覆蓋，享受到城市的好處。”有分析人士認為。
該人士表示，戶籍制度改革對進城農民的意義絕非一紙戶口而已，是否老有所養、病有所醫，隨遷子女是否有平等上學的機會。“一些人口流入較多的大城市，如何吸納流動人口，其難度遠遠超過本地農民的市民化。像北上廣深這些大城市都有自身的城市病，也趨近飽和。”
據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對廣東省的調查，在教育、就業服務、醫療衛生、社會保障、保障性住房等5大類17項公共服務和福利方面，本地居民均可完全享受，而外來人口則有10項為“不可享受”，7項為“部分享受”或“少量享受”。
要縮小這種差距，有的需要增加投入，地方政府在財政壓力下難免有所顧慮；有的要從原戶籍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務和福利中切出一塊重新分配。此外，經濟欠發達地區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鎮，還需要找到產業支撐。
在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戰略處副處長鄭明媚看來，戶籍制度改革與土地、財稅政策等息息相關，牽一發而動全身，需要完善的配套支持。
該中心副主任邱愛軍對中國房地產報記者指出，戶籍制度不只是人口登記與管理的問題，而是一個與福利制度設計、城鎮管理體制、公共產品供給機制、各級政府間財政關系等問題密切相關的制度。
而在諸多難點的背后，最大的難題則在于現有的財稅體制不健全。“除了既得利益群體不愿意福利被分享外，財政支持問題是影響戶籍制度改革推進的最主要問題。”該中心研究員易鵬對中國房地產報記者說。
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一個農民變為市民，政府在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入最低要10萬元。目前讓2億多農民市民化，最低財政支出要20萬億元，未來讓要八九億農民實現市民化的話，財政投入要達到幾百萬億元的規模。
問題還在于，在現行財稅體制下，地方政府預算收入由上級支付，按其戶籍人口核定。因此，地方政府如果要擴大城鎮福利制度覆蓋的范圍，會主要考慮本地戶籍農業人口。因此，對流入地而言，吸引外來流動人口市民化缺少動力。
“就流動人口落戶的財政投入問題，是國家層面給解決，還是流出地解決，還是流入地解決，目前都處于爭論之中。”鄭明媚說。
另有人士擔憂，戶籍制度改革涉及公安部、民政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等多個部委，如何協調各部委之間的利益，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