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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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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慧勝訴了。她的七年上訪維權總算有了一個相對公平的結果。過去的七年血淚斑斑：有一天，她發現11歲的女兒不見了，尋找三個月，竟發現女兒被逼賣淫上百次，并慘遭輪奸、毆打、虐待……她一次又一次地奔走呼號、“行為藝術”式地維權，才一步步地立案、刑拘、逮捕、起訴、審判，并一次又一次地重審。去長沙百余次，去北京幾十次，直到因勞教引起舉國關注，歷經百折千回，終于迎來了遲到的正義。
如果沒有她的無數次抗爭，正義是否能夠伸張，壞人是否能夠懲處？是什么樣的權力傲慢與司法冷漠，才讓她顯得有些偏激，甚至在有的人看來還有些“狡猾”？倘若沒有這樣的偏激與“狡猾”，她能否走到今天勝訴的終點？在“女兒被侮辱、正義難伸張”這個最基本的事實面前，如果與唐慧“換位移情”，誰能“理性”與“優雅”？對升斗小民的私德的詰難，難道應重于對公權力的不斷拷問？
同時，正是因為媒體人都有樸素的正義觀，同情底層，同情弱者，同情被損害與被侮辱的人，所以在報道此事件時，立場都基本一致。而無法面面俱到的事實梳理，在悲情的發酵下，又會引導網絡輿論，無形之中抬高唐慧的形象，賦予了她不可能勝任的道德角色。我們不必為了過度保護唐慧而傷害公眾的知情權，從而破壞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原則，但在報道她時如果缺乏起碼的同情心，那是任何一個本性善良的人都不會認同的。
沒有確鑿的證據出現，我既不相信任何“陰謀論”，既不相信有什么意見領袖在運作、策劃或為唐慧造勢，也不相信有什么記者被官方收買在故意抹黑唐慧。沒有證據就憑空猜想，然后把猜想當作事實來攻訐，這不是法治規則，而是“文革”做派。什么“郭美美事件是針對紅十字會的陰謀”，什么“誘逼王書金翻供的陰謀”，什么“判唐慧敗訴前造勢的陰謀”，都經不起事實的考驗。事實勝于雄辯：沒有那么多陰謀，一切都是世道人心的自然演化。
唐慧應該感謝微博。如果不是微博起家的鄧飛將她介紹給幾大微博網站，如果不是她聘請的律師首先在微博上披露這一事件，形成舉國關注，傳統媒體能否對此案進行報道，恐怕都要打上一個問號。因而，對今天微博上出現的質疑和詰問，我是希望唐慧能包容承受，理性地面對。
規則對所有人應是同一把尺子，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應該首先做到。我們不能因為立場的改變，就改變了法治的規則。比如，對年齡問題，有些人整天質疑李某某的年齡是否過了18歲，沒過也一定要這么說；而又下意識地認為樂樂2006年時11歲，以后也永遠11歲，不再長大了。事實上，對未成年人保護，既應該強調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需要保護，也應該認可未成年人涉嫌性侵害了別人，同樣也應得到依法保護。
對待死刑問題，既為曾成杰的女兒救父不成而扼腕嘆息，又認為唐慧要求判七個罪犯全部死刑也是合理的——這樣的立場扭曲、道德錯亂，該如何解釋？對待案卷公開問題，李某某的案卷就千方百計地想讓他公開，甚至不放過任何一個謠言；而樂樂的案卷在隱去本人有效信息后也一個字都不能公開——這樣的邏輯，難道真的說得過去？如果對案情的披露做到了客觀全面，沒有斷章取義，沒有故意作出有利于或不利于某一方的解讀，適當公開，有何不可？
在規則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為仇官仇富仇警的民粹情緒，就破壞規則，無視法治。窮人堆里并非都是好人，犯罪比例其實遠遠高過富人。弱者并非天然代表正義，而強者也并非天然沒有良知。不能說，私權利踐踏法治就是情有可原的，公權力破壞法治就是罪無可赦的。不能在此時此地自己踐踏法治，又在彼時彼地自詡為正義的化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何來規則？
任何人都不應把自己想象成正義的化身，氣勢洶洶地去咒罵別人。只有公開的討論、真誠的交流、理性的集納，才能重建法治規則。如果我們只是盤踞在攻訐的立場，而不是去建構法治的規則，那么，網絡輿情不管多么熱火朝天、激流奔涌，對中國的民主法治、社會進步，其實都沒有太多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