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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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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徐紹史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了國務院關于城鎮化建設工作情況的報告。
在這次報告中，徐紹史提及城鎮化對于中國的重要意義。“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擴大國內需求的戰略重點，是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徑。”徐紹史說。
在近幾年城鎮化工作所取得的成績上，報告指出，2010至2012年，全國農業人口落戶城鎮的數量為2505萬人，平均每年達835萬人；2012年，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常住人口覆蓋率分別達到63.9%和75.5%；2000年以來，我國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36個百分點，2012年城鎮化率達到52.57%，與世界平均水平大體相當……
然而，所取成績數字的背后，則是城鎮化行程中出現的問題。
徐紹史坦言，在肯定成績的同時也必須看到，我國城鎮化質量不高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大量農業轉移人口難以融入城市社會，市民化進程滯后，是我國城鎮化過程中遇到的最大難題。被納入城鎮人口統計的2億多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未能在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平等享受城鎮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城鎮內部出現新的二元結構矛盾，制約了城鎮化對擴大內需和結構升級的推動作用，也存在著社會風險隱患。”徐紹史說。
在第三屆全球智庫峰會及《中國經濟周刊》舉行的分論壇上，與會專家學者對中國城鎮化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我們過去的城鎮化主要是土地的城鎮化，是物的城鎮化，城市高樓越來越多，城市規模越來越大，但是人進城的門檻也越來越高，沒有市民化。”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一鳴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城鎮化首先應該是人的城鎮化。
中投國際(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劉遵義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在城鎮化過程中，地方政府常常會犯這樣一個錯誤：只知道投資建設一些基礎設施或者房地產項目，但是并沒有考慮到這些項目建設起來后，如何能夠持續發展下去。
這也是目前各地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突出問題，即房地產市場所占比重過大。“城鎮化，首先應該有便捷的交通、共享的福利、通訊、基礎設施，包括房地產。但房地產只是其中的一環。”北京財富世紀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總裁張晨亮認為。
博易集團總裁黃圣博表示，城鎮化成功的關鍵因素是跟產業相結合，沒有產業就沒有城鎮化的發展。
參與審議城鎮化建設情況工作報告的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尹中卿直陳目前城鎮化存在的四大問題：戶籍城鎮化率大大低于名義城鎮化率；土地城鎮化率大大快于人口城鎮化率；中西部城鎮化率遠遠低于東部城鎮化率；小城市和小城鎮遠遠落后于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城鎮化率。
尹中卿說：“今后我們的城鎮化繼續建設情況與選擇的路徑有關系。”
的確，對于當前被認為是中國經濟增長引擎，甚至世界經濟增長動力的中國城鎮化，它的路徑思考與抉擇至關重要。
徐紹史表示，接下來，國務院將圍繞四大戰略重點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即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優化城市化布局和形態、提高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
參與全球智庫峰會的專家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城鎮化的路徑面臨著改革與發展。在改革方面，側重人的市民化，最重要的是進行戶籍改革。在發展方面，注重以人為本，需要摒棄以GDP為導向的造城運動。
難題 1
戶籍之囿
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統籌推進戶籍制度改革
戶籍改革的關鍵是改革背后隱含的社會福利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王山山 劉硯青 王紅茹 | 北京報道
“戶籍制度嚴格說是造成我國二元結構、也就是拆開城市和農村的一堵墻。”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尹中卿說。
尹中卿進一步指出，在當前的戶籍制度下，戶籍城鎮化率大大低于名義城鎮化率。有大量進城務工農民或者農業轉移人口，進入城鎮居住了，但是還沒有成為城市市民，享受不到城市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他們還是候鳥式的人。這樣的城鎮化是虛假的城鎮化。
事實上，在中央層面也意識到戶籍制度在城鎮化過程中改革的必要性。從2011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開始，發展改革委、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相關部門陸續出臺配套政策，18個省(區、市)出臺了具體實施意見，14個省(區、市)探索建立了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初步為農業人口落戶城鎮開辟了通道。據公安部統計，2010至2012年，全國農業人口落戶城鎮的數量為2505萬人，平均每年達835萬人。
但當前的戶籍改革依舊需要急行軍。
徐紹史表示，接下來將統籌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放開小城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逐步放寬大城市落戶條件，合理設定特大城市落戶條件，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
那么，在城鎮化進程中，戶籍改革的核心是什么？突破口又在哪里？
改革戶籍背后的社會福利
尹中卿認為，在戶籍這一張紙上依附了很多東西。它雖然是居住證明或者是身份證明，但附屬了很多，如子女入學、就業服務、醫療保障、文化建設、住房等公共服務。甚至在北京，戶籍還可以限制購房與買車。
對于當前的戶籍改革，尹中卿表示，現在一些地區已經放開了縣城和中心鎮的落戶限制，但是去的人并不多，對真正推進人的城鎮化，尤其是對1.6億到其他地方務工的人來說，吸引力也不會太大。今后需要放開中等城市甚至是大城市的戶籍限制，這樣才能對承接農業轉移更有吸引力。
尹中卿表示，戶籍本身就是登記人口的一個方法，關鍵是要改革依附于戶籍背后的福利。放開小城市、小城鎮的落戶限制之后，還需要革除一些弊端。最主要的是要先解決依附在戶籍上面的公共服務，如就業、報酬、醫療、入學等。逐步把公共服務覆蓋到城市戶口居民和沒有城市戶口但是在城市長期居住的人口。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一鳴亦表示戶籍制度背后隱含著社會福利、公共服務。
王一鳴認為，在戶籍制度改革上，中小城市現在放開限制，但是沒有人去。大城市卻不敢放開，比如北京現在在不放開戶籍限制的情況下，每年依舊有50萬人進來。它背后的原因就是，中國的城市是以大管小體制，它的行政管理體系跟城市等級是契合在一起的，越高等級的城市，資源的集聚能力就越強。優質的資源一定是在最高等級的城市，這就造成人們都愿意往大城市去，去分享最優質的資源。
戶籍改革的突破口在哪兒？
萬事總有開頭處，作為復雜的戶籍制度改革，尤其是被依附眾多福利的戶籍制度，其該如何改起？
尹中卿認為，首先在土地制度的改革上，現在有一些地方得到城市或城鎮戶籍的方式是讓農村人口用承包地換城市戶口，用宅基地和房子換保障。但這個方式在很多地方反響并不好，農民在農村有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這些權利在進入城市之后卻不好處理。
“能夠讓農村人口在自愿、有償的原則下，完成土地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的轉讓，換成一部分資金，成為進城的資本，這是土地制度改革需要面對的當務之急。”尹中卿表示。
此外，尹中卿認為，在轉移支付上，之前的政策是涉及到人的，有戶籍人口才給配備教師、醫生等人員，由國家撥付這筆錢。今后，我們的轉移支付要按照常住人口，不管有沒有戶籍都有權接受轉移支付，包括農民工進城之后交通、住房所需資金，通過財政金融的改革為進入城市的人口提供保障。
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中國在逐步廢除戶籍制度的進程中，除了開放城市落戶限制，也要注意農村戶籍制度的調整。
“為什么農民工在城市留不住？因為他們在農村有那一畝三分地和宅基地，城市政府就理直氣壯地不管進城農民，不給他們提供公共服務。”在樊綱看來，戶籍制度的改革需要城市和農村同步進行。“農民工的房子、子女教育和未來養老都跟家里的土地連著，所以我們在進行戶籍改革時，農村和城市必須要同步，才能讓農民真正流動起來。”
王一鳴建議，目前，城鎮化問題中突出的是土地的城鎮化遠遠快于人口的城鎮化，建議人口與土地進行掛鉤，即占多少土地就必須解決多少人市民化的問題，讓人與土地的城鎮化協調起來。
難題 2
新型城市化的關鍵是“人的城鎮化”
如何避免城鎮化建設中的唯GDP論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王山山 王辰越 | 北京報道
徐紹史的報告指出，人口城鎮化是國務院有關部門推動城鎮化轉型發展的核心。
專家認為，中國的城鎮化推進絕不是圈地造城。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曾表示，城鎮化是給農民市民化雪中送炭。
這就意味著借城鎮化來大建基礎設施，拉高GDP的路徑需要摒棄。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尹中卿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在過去30多年的發展中，我們的城鎮化是靠政府主導的。對政府的政績考核相當于高考分數，對于政府的官員來說，他的指揮棒就是GDP的考核。因為如此，很多政府就把它的精力放在抓項目、建新區開發區、建高樓、修大馬路、建廣場等上面，像抓GDP一樣抓城市建設。
中投國際(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劉遵義就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為了大力響應城鎮化建設，很多地方政府不約而同地陷入了“唯GDP是從”的怪圈。為了追求高GDP的政績，不惜以犧牲當地的生態環境為代價，而從不考慮當地居民的切身體會，這樣的城鎮化，帶來的不是經濟的發展而是短時期經濟繁榮的假象，沒有可持續性。
尹中卿表示，這一次提出了建設新型的城鎮化，也就是新一輪的城鎮化，要堅決避免老城鎮化的問題。
尹中卿建議，在考核上，不僅要考核名義城鎮化率，還要看這個地方的非農人口比重，例如這個地方農業轉移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重、公共服務覆蓋的人口比重、社會保障覆蓋的人口比重以及城鎮建成區土地的利用效率和農民工收入占整個職工收入的比重等。用這些綜合性的手段來考核地方政府，引導地方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真正按照新型城鎮化的要求上轉型。
“不是一味地去追求建樓，追求開發區。要從制度上從考核指標上解決，只要認真是可以解決的。”尹中卿說。
劉遵義向記者表示，“要破解‘唯GDP是從’的觀念，首要問題是要改變國家在評價一個地區的城鎮化發展水平的評價指標。除了GDP考核外，加入更多的考核項目，比如，考察地方用水干不干凈、環境質量達不達標。甚至可以在環境達標的情況下，降低對GDP的要求。同時，各地也需要加強領導的培養，給他們灌輸一個長期可持續發展的觀念，不能只在短期自己在的時候一味地追求GDP，不管身后事。”
鄭永年：提防被誤讀的城鎮化帶來中國式金融危機
李稻葵：城鎮化需要引入民間資本
樊綱：城鎮化不等于城市發展
王豐：追求可持續發展的城鎮化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
提防被誤讀的城鎮化帶來中國式金融危機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姚冬琴 | 北京報道
“中國的城鎮化已經到了要精細化改革的時候。”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曾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中國不同區域、不同類型的城市，應當有不同的城鎮化發展模式。
日前，在第三屆全球智庫峰會上，鄭永年再度接受本刊采訪，提示地方政府才是城鎮化的關鍵推手，而各地舉債投資城鎮化隱含危機，甚至可能導致“中國類型的金融危機”。
城鎮化結果取決于地方政府
《中國經濟周刊》：國家關于城鎮化的規劃即將出臺，您認為當前城鎮化工作處在什么樣的時間節點上，關鍵點在哪里？
鄭永年： 城鎮化已經確定為中國新一屆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重點，我覺得這非常正確，但是中國城鎮化到底會是什么樣的政策，會促成什么樣的結果，還是有很多不確定性。現在，中央在講城鎮化，學者也在討論城鎮化，但是我覺得中國的城鎮化到最后會變成什么樣，取決于地方政府。因為地方政府是城鎮化的推手，他們是行動者。
我的感覺是，對地方政府來說，城鎮化最重要的還是GDP，還是經濟發展。為了GDP，地方政府會做什么呢？第一，土地的城鎮化，遠遠超過人的城鎮化；第二，城鎮化需要很多投資，所以向中央政府要錢，向銀行借錢，自己籌資。中國現在地方債務已經很高，如果以城鎮化為契機，又有一波巨大的債務擴張，甚至可能導致中國類型的金融危機，這是決策者必須提防的。
《中國經濟周刊》：城鎮化過程中，如何從根源上解決土地問題？
鄭永年：中國要重新界定土地的數量。這些年來，中國土地的數量發生很大變化，在很多城市，土地中農用地、工業用地、宅基地各有多少，這些土地誰掌握著？沒有答案。如果在不掌握土地總量的情況下去搞城鎮化，我想會有很多的風險。
《中國經濟周刊》：有觀點認為，城鎮化不應該政府說了算，應該有更多的民營機構參與，在新加坡等一些發達國家是怎么做的？
鄭永年：政府跟民間要有伙伴關系，不能什么都政府大包大攬。要市場多做一點，市長少做一點。李克強總理上任以來，一直說要把一些行政審批權下放，我覺得這是非常正確的方向。但是行政審批權怎么下放呢？能不能通過財政預算改革，重新劃分政府什么應當做什么不應當做，中央政府在審批預算的時候，只給應當做的那一塊，不應當做的絕對不給。
城鎮化突破口在公共住房
《中國經濟周刊》：城鎮化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在土地制度、戶籍制度、財稅制度等各方面進行改革，您認為現在最切實可行的一個突破口是什么？
鄭永年：包括珠三角的很多城市在內，如果沒有外來人口、農民工，絕對是個爛城市、死城市。我們應當有規劃地去消化這些農民工，讓他們真正成為城市居民。社會改革、醫療保障、公共住房、教育等各個方面的改革要全面推進很困難，我想有一個突破口是公共住房。農民工進城，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住房。
在新加坡，80%的住房是政府的租屋；在香港，地產商主導房地產市場，公共住房也有40%；而在中國大陸，公共住房占比20%都不到，這說不過去。中國從人均值估算的話，已經差不多可以做到“居者有其屋”的水平，這是中國儒家的經典，也是中國夢的一部分。關鍵在于住房分配非常不公平，很多人沒房住，另外很多人有七八套甚至更多。
《中國經濟周刊》：有人估算，如果要將已在城市生活的1.6億農民工市民化，政府需要投入約1.8萬億元，您覺得這個成本怎樣消化？
鄭永年：這個觀點不正確，不能僅僅把農民工看成包袱，來計算把他們轉化成城市居民需要多少成本。應該把他們看作消費群體，現在他們把錢都帶回老家了，如果他們成為城市居民，融入城市，就能給城市做更多貢獻。
城市升級不是城市行政升級
《中國經濟周刊》：在城鎮化過程中，一些城市盲目追求“大城市”發展戰略，不斷向城市周邊擴張，這會造成哪些問題？
鄭永年：我注意到，城鎮化不僅是經濟擴張，權力擴張也很明顯，比如把郊區縣改成區，把縣級市升格為地級市。
像新加坡、首爾，世界上很多城市都在提城市升級，但是人家升級是產業升級、城市基礎設施升級。中國的城市在做行政升級。這是不好的現象，導致中國現在行政體制有點畸形，中央政府在搞大部制改革，機構越來越精簡；基層由于縣變區、變市，也很小了；中間層巨大無比。兩頭小，中間大，這樣一個行政體制是非常危險的。
《中國經濟周刊》：這樣的行政體制會造成哪些問題？
鄭永年：會有很多的問題，在中央對地方的關系上。假如中央政府出了一個政策，中間層存在阻攔，到了地方就沒有了，這會導致中央政府與老百姓越來越脫節。在中國，一線政府很重要，所以，要城鎮化，一定要配合城市體制改革。
《中國經濟周刊》：在城鎮化過程中，如何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鄭永年： 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只能通過城市體制改革獲得，假設以GDP為主導，只能促使中國的中等收入陷阱早來。中國不少城市，沒有很好的規劃，只是通過“國家動員”的方式來推動城市的發展與GDP的增長，這是不可持續的。比如，有些地方在政府動員下造一些空城，沒多少人氣。
以改革來推動城市化，這是唯一的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途徑。任何國家都是一樣。比如底特律，光是依賴汽車工業，沒有改革的步伐，那么汽車產業一衰落，這個城市就面臨困境。
《中國經濟周刊》：國際上有良好的城鎮化模式可供中國借鑒嗎？
鄭永年：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城市，每一個城市都在追求自己的進步，比如新加坡，這個城市已經升級了好幾次，今天仍在考慮下一步怎么做。我覺得，在城鎮化過程中，我們不僅要學習成功的經驗，更要看失敗的例子，要避免重復人家曾經的失敗。城鎮化如果不配合城市體制改革、農村體制改革，會再次造成對農村土地的剝奪，這個陷阱是絕對要避免的。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姚冬琴 | 北京報道
城鎮化被認為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下一個引擎。但這個引擎如何科學地發揮作用，不被誤讀與異化，引發了專家、學者的審視與擔憂。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城鎮化是最需要規劃的，全國不會有一個統一的答案，一定要因地制宜，讓各個地方政府去創新、去摸索。在這個過程中，必須增加決策透明度，增加社會的參與度。
《中國經濟周刊》：您怎樣理解城鎮化對于拉動經濟的引擎作用？
李稻葵：城鎮化毫無疑問是經濟增長的一個引擎，但是城鎮化比較容易被誤解、被誤操作，因而城鎮化是最需要規劃的。很多發達國家都有地區性的規劃委員會，從國家層面，到地區層面，再到每個社區，都有規劃委員會。城鎮化不是說完全放開讓市場來做就行了，但是完全靠政府也做不到。所以需要國家層面有一個基本的規劃，然后讓各個地方去研究自己的情況，制定相應的城鎮化發展計劃。
《中國經濟周刊》：推動城鎮化需要土地管理、戶籍管理、財稅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在具體操作時應該怎么去找突破口？
李稻葵：我想這個問題說實在的非常復雜，但是也可以高度簡化，就是讓地方政府去創新、去摸索。我們絕對不會認為全國有一個統一的答案。一定要因地制宜，根據實際情況在土地問題、戶籍問題等方面摸索辦法。
中央政府只能管最基本的規劃，比如生態環境，尤其是水資源的規劃。地方的發展不能突破水的承載能力，不能先聚集了一兩千萬人口，然后反過來讓國家給建一個飲水工程，那就成了國家的包袱了，不能拿人口當人質。
《中國經濟周刊》：在過去的城鎮化進程中出現了不少問題，比如說過度追求GDP的增長，把城鎮化簡單理解為投資建設等，今后這些問題應如何避免？怎樣使城鎮化成為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新引擎，而不僅僅是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李稻葵：其一是認識上在變化，地方政府逐步認識到，光有土地、廠房不行，人才不進來，投資不進來，城市發展不起來；此外，經濟格局也在變化，現在出現了藍領工人相對短缺。各個地方的經濟掌門人都意識到要競爭勞動力了，而不是競爭投資、競爭土地，是要想辦法把勞動力給吸引過來，留住。怎么做？那就要搞戶籍改革、社會福利改革等。
《中國經濟周刊》：有人計算過，如果要將現有1.6億已在城市生活的農民工市民化，政府需要在教育、社會保障、就業等方面付出成本約1.8萬億元。您覺得這個成本應該怎么去消化，怎么去分擔呢？
李稻葵：這里面可能有一個誤區，一談到公共項目投資，馬上想到財政稅收的投入，其實很多的公共產品完全可以由民營資本來提供。舉個例子，紐約市的垃圾處理不是政府主導來做，而是政府招標，由私營企業來做。通過這種方式把本來政府需要花很多錢去處理的垃圾回收這件事變成了反而有一定的財政收入的項目。
要開動腦筋，把很多所謂的公共產品化解成“準公共產品”甚至“私有產品”，來動員民間資金投入。
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
城鎮化不等于城市發展
如果只是讓原來城市中這些人的生活變得更好，那不叫城鎮化，那只能算是城市發展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劉硯青 | 北京報道
城鎮化≠城市發展
在樊綱看來，城市化不僅意味著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與發展，更應該強調人的問題。“什么叫新型城鎮化？它就是更重視人的問題。本質上是把那些非城市人轉化為城市人的過程。如果只是讓原來城市中這些人的生活變得更好，那不叫城市化，那只能算是城市發展。”
曾經有人用“乘電梯心理”來形容不同人面對城鎮化時的不同心態。電梯是高層建筑的公共服務工具，理論上應該是對所有人開放的，但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先上了電梯的人一定不希望更多的人進入電梯。因為人越多越會增加擁擠度和樓層停靠次數。
要解決“乘電梯心理”，樊綱認為，除了城市人要改變自身心態之外，政府也要創造出一個大家各得其所的環境。“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經歷了城市化進程，各個國家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最終都進入城市工作。在發達國家，農民只占全部勞動力的2%~3%，而我們國家的農民卻占到了勞動力的百分之三四十。想解決這個問題，一方面媒體要做好教育宣傳工作，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本身也要跟上。”
他反復強調：“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包容外來者的制度環境，為外來者提供安居樂業的生存環境。”
樊綱對記者表示：“這里的安居樂業，不是說馬上讓外來者住進高樓大廈，而是讓他們在城市中可以享受到與其收入相匹配的生存條件。
“現在有很多城市都忙著拆除城中村和城邊村，其實我倒認為，城中村和城邊村是應該保留的。”在樊綱看來，這些地方對于富裕階層來講可能環境稍差，但是對于低收入階層和那些剛剛進城的農民來說，至少可以作為一個過渡住所。
“隨著未來收入增長，他們可以租到甚至買到更好的房子，逐步調整過渡。如果你把這些城中村全都拆掉，讓這些人無處可住，他們必然會越住越遠，甚至無法再進城打工。”樊綱指出，政府應該統籌考慮，要學會用新眼光審視問題。
城鎮化要順應經濟規律
談到不同地區的城鎮化發展與定位，樊綱認為，各級政府應該對自己所在城市和地區有一個清醒的判斷，分析現狀后再作決策，盲目投入建設只會導致金融泡沫的出現。“城市和地區要認清自己有沒有實現就業增長的可能性。如果這個地區位置偏遠，交通不便，不適合制造業和其他產業的發展，那么就應該把人都送到別的地方去就業。如果硬要在這里搞大城市建設，建高樓大廈，最后只會把城市變成鬼城，貸款還不上，最終導致金融泡沫出現。”
樊綱表示：“一個地區、一個城市的發展方向會隨著自然經濟的規律而變化。那些有經濟發展潛力、能夠實現創業、創造稅收的地區，將來的人口一定會有增長，這個城市一定會逐步做大。這是一個市場選擇的過程。”
“現在每一級具有行政權力的政府都想把自己搞成一個國際化大都市。但是這個地區真的有這個增長潛力嗎？真的能還得起這個債嗎？”樊綱認為，中國的很多城市或地區如果定位準確，完全可以把自己建成一個精品小城。“雖然現在看起來你這里的人口少了，但是只要建設得好，收入也會提高。尤其對于人均收入來說，分子變大，分母變小，照樣會把外面的人吸引過來。”
日前，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分組審議了此前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所作的《國務院關于城鎮化建設工作情況的報告》。據徐紹史介紹，2000年以來，中國的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36個百分點，2012年城鎮化率達到52.57%，與世界平均水平大體相當。
然而在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豐看來，在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資源傾斜嚴重的情況下，年均提高1.36%的城鎮化率在未來是難以為繼的。
不解決社會保障問題
城鎮化將不可持續
“很多人認為過去這30年，我們既然平均每年都可以增加一個百分點，那么20年以后，我們國家的城鎮化率就可以到70%。這種計算，表面看來很有道理，但實際是不科學、不現實的。”王豐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專訪時表示。
“我們按照每年城鎮化率提高1%計算，按照中現在的人口狀況，每年1%的城鎮化率意味著每年有1400萬人進城，那么20年后就意味著國至少要有將近3億人進入城市。”然而王豐特別強調，以我們現在農村的人口情況來看，未來20年根本不可能再有3億勞動力進城。
“現在的農村人口中，真正以務農為主的年輕勞動力已經不足30%，而且計劃生育的執行也讓現在和未來的農村人口越來越少。現在我們國家一年的出生人口數量大約在1600萬，未來根本不可能出現我們自己以為的每年1400萬人口進城。所以說這種以人口數量計算出來的城鎮化率是不可持續的。”
“現在我們國家城市里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是52%，但是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只有34.5%。我們的城市里有2億多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屬，我們把這些人集中到城市里，卻沒有給他們提供長遠的安置。”王豐說。
在他看來，政府關于將全面放開小城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逐步放寬大城市落戶條件的戶籍政策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外來人口的安置問題。“戶口本身沒有意義，大家之所以看重戶口，是因為看重戶口背后的那些福利。”
“對流動人口來說，真正有意義的是住房、就業、醫療、養老和子女上學。”在王豐看來，雖然子女上學的問題現在政府正在慢慢解決，但是養老和醫療的問題處理起來會非常棘手。“因為這個牽扯到該誰付錢的問題。”王豐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我們現在沒有全國統一的養老和醫療制度，而且我們現在給流動人口所提供的養老和醫療水平很低。如果我們要把這些人的待遇提高到戶籍人口的檔次，那么這個錢該由誰來出？”
資源傾斜的城鎮化難以為繼
“這些年我們的城市建設用地增速飛快，但是這個數字也是不可持續的。”王豐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在2000年和2010年這兩次全國人口普查之間，我們國家的人口只增加了不到6%，但這10年間，北京市增加了42%的人口。“為什么北京的人口在10年內增長了這么多？因為我們最好的資源、各種的補助都在這里。但是這種攤大餅的形式卻造成了北京現在的水質、交通和空氣都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企業家論劍城鎮化
“只要我們有利可圖，我們就拼命賣地、蓋房，然后讓這個城市一天天變得無法居住。這種資源傾斜，等于是破壞市場。國家把各種機會和資源都放在這里，這種管理城市的辦法也是不可持續的。”王豐說。
“人們現在之所以愿意到城市里生活，是因為這里的條件好。城鎮化是一個后果而非動因，我們不能人為制造城鎮化，要讓市場來起更大的作用，而非政府。”王豐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我們現在的城鎮化是在政府指導下進行的，而不是靠市場去發展的。如果完全依靠市場，我在北京做生意的成本太高，我自然會去尋找別的城市。中國現在是按照行政建制來分配資源，我們應該把這些機會通過市場來分配，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
王豐以北京為例：“我們的首都集中了最好的醫院、最好的學校、最高的科研水平，它就好像把美國的華盛頓、紐約、底特律和波士頓都集中到一起，這些資源分配并不是尊重市場來發展的結果。”
“人口的流動方向和個人發展機會息息相關。如果政府不加干預，在政策上沒有傾斜，這些做生意的人自然會根據市場形勢去判斷住到哪里、到哪里掙錢。政府現在要做的，就是取消或減弱這種區域差別對待，剩下的就完全交給市場。”王豐說。
博易集團總裁黃圣博：
觀光醫療產業是農村城鎮化最好的發展模式
影響21世紀人類的兩件大事，一件是以美國為主的互聯網設計的進步，第二件是中國的城鎮化。對于城鎮化，很多人認為房地產開發商機會又來了，城鎮化可以帶領中國房地產30~50年的發展，這是對城鎮化的誤解。目前很多地方所謂的鬼城、死城，蓋了很多房子，但沒有人去。城鎮化成功的關鍵因素是跟產業相結合，沒有產業，就沒有城鎮化的發展。比如觀光醫療產業，因為有服務業下鄉的經營理念，所以它就能夠成為農村城鎮化最好的一個發展模式。
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旅游接待國，觀光醫療產業有著旅游結合醫療的創新模式，它將給中國三四線城鎮帶來新的機遇，并將帶動醫療養生、酒店百貨、旅游度假、生物技術、文化創意、地產開發等多個產業領域，引領產業布局在沿海與內陸城市之間重新調整，以承接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農村人口轉移并締造高端人才社區的城鎮化模型。目前，還很少有產業像觀光醫療產業這樣具有如此綜合性經濟動能和廣泛性的社會功能，承載著多種多樣的社會責任。
深圳金盈灃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牛嘉林：
中國企業家最重要的是學習金融知識
美國在2005年中產階級占比超過80%，但是中國的中產階級占比只有15%還不到，我們有一個漫長的路要走，就是老百姓怎么富裕起來。財商教育在中國是非常空白的，甚至中國的企業家他們只知道賺錢卻不知道怎么去理財。其實理財跟賺錢是兩回事，財富里邊現金流它不是錢，信用是財富，杠桿是財富，買資產的標準是財富，做好投資組合更是財富，做好風險控制也是財富。中國的企業家面臨的轉型最重要的就是學習金融知識。基金公司能夠啟動老百姓的財商觀念，中國的經濟能夠快速扭轉，要金融做得好，教育就是根基。
盛世中原國際家居產業園董事長李忠新：
傳統產業利于解決城鎮化問題
傳統產業對推動城鄉一體化、解決城鎮化問題具有重要作用。家居產業是傳統產業，但也是常青產業。它對勞動密集型產業及對二產帶動三產的循環經濟模式，有很強的新引擎作用。
同時，傳統產業對區位優勢有非常明顯的要求，主要的瓶頸是物流問題——我們是從廣東轉移到河南開封的家居產業園，開封是公路、鐵路的交通樞紐，河南還是個人口大省，有勞動力資源等優勢。
開封處于中原經濟區的核心圈，又緊鄰著航空港，區位優勢相當明顯，夕發朝至的產品可以輻射到全球十分之一的市場，解決了家居產業一系列傳統留下的問題，對家居產業推動城鎮化進程以及可持續發展有明顯的作用。
北京財富世紀投資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總裁張晨亮：
城鎮化應該有民營資本盤活市場
金融機構在城鎮化中應扮演怎樣的角色？如果打比方，城鎮化是一部汽車，金融就是燃油；城鎮化是一艘航船，金融就是水。
回憶經濟起飛時的一些特點，我們就會發現金融其實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1998年前的中國，在福利分房狀態下，金融啟動了房地產市場，在國家的政策允許后，個人拿了未來10年、20年的錢，投放到市場上……現在是不是仍然可以用這種辦法激活新一輪城鎮化的市場？還要冷靜地進行分析。
其實從城鎮化來講，農村金融從1974年銀行在農村設立網點時才開始進入，這個起步是晚的，而且現在關鍵的問題是農業產品和農業資產無法量化到資本，因為這里涉及到城鄉二元結構和土地流轉的問題。如果沒有合理化的制度，盲目進行土地流轉，是會有問題的。但是土地不能流轉的話，整個農村這盤棋就盤不活。
黑龍江省農墾總局副局長徐學陽：
農墾工業化、農場城鎮化、
農業現代化
黑龍江農墾的城鎮化是一種自覺的探索，我們是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脫胎而來的組織，是屯墾戍邊的產物。其中90萬種地的人，不是純粹的農民，而是產業工人 ，是有著城鎮戶口的從事農業生產的工人，它和一般意義上的農民不一樣。從事農業生產的工人有一個良好的居住環境，我們要建設一個適宜職工生存的城鎮體系。
工業化快速發展的現實情況需要城鎮的載體，尤其是以糧食流通為主的物流產業發展更需要這樣一個載體的承載。因此，經過60多年的開發建設，黑龍江墾區已經形成了一個有自己特點的 100多個美麗的小城鎮，雖然不大，但非常有特點、適宜人居。我們提出的口號是農墾工業化、農場城鎮化、農業現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