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一個城市的功能需要在一個“城市體系”中去恰當地定位。只有認識和遵循城市化的自身規律，走建立布局有序的“城市體系”的道路，才能實現我國人口城市化的快速而健康的發展。
21世紀以來，我國人口城市化的態勢越來越受到關注。人口增長速度的不斷放緩和城市化速度的不斷加快，使得關于人口城市化和人口遷移的研究在考察人口形勢中的重要性具有前所未有的意義。
人口變動取決于三個因素，即生育、死亡、遷移。這些因素在人口轉變的不同時期對人口態勢的作用是不同的。人口轉變初期，人口態勢主要以死亡率的下降為轉移；在人口轉變過程中，生育率的下降成為人口態勢的主要驅動力。當死亡率和生育率都已降到較低水平，人口的遷移流動必然會在決定人口態勢的全局中扮演中心角色。
中國人口也大體經歷了這樣的過程。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人口是以死亡率下降為主導力量；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主要是以生育率的下降為主導；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口的死亡率和生育率對人口走勢的影響越來越弱，人口流動和人口城市化越來越成為主導人口走向的最重要因素。
展望未來，我們將迎來一個生育率繼續走低、人口嚴重老化、高度城市化和人口廣泛流動的社會。這不僅是我國人口未來的基本特征，也是我國社會未來的基本特征。面對上述人口趨勢，筆者在這里集中討論人口流動和人口城市化的問題。
雖然我國的城市人口比重近幾十年來出現快速提高的局面，但我們對是否該積極迎接人口高度城市化的到來卻一直表現出一種含糊不清的態度，甚至擔憂這種“高度城市化”會帶來的后果，諸如“城市病”、“拉美現象”等。這反映出我們在對待人口城市化的進程中表現出的實用主義傾向。反映在關于人口城市化的社會政策和發展規劃中，就表現出一種勉強被動，甚至得過且過、碎片應對的狀況。我們提出過種種社會經濟發展的目標，但還從來沒有提出過以建立高度城市化的中國社會作為努力目標。這一切表明，我們在走向城市化的進程中呈現出理論滯后于實踐、認識滯后于現實的狀況。盡快扭轉這種狀況，建立積極迎接人口城市化到來的社會目標和體制規劃，對于實現我國人口城市化的健康推進以及我國社會經濟的長遠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許多地方把改革戶籍制度，取消城鄉戶口界限，逐步放寬城市戶口遷移限制作為加速城市化的切入點，但效果并不理想。因為人們發現，即便獲得城市戶口，也并沒有真正變成“城里人”，不能享受與當地居民一樣的醫療待遇和養老保險；卻會失去“農業戶”的好處，特別是耕地和宅地。與此同時，迅猛而來的遷入人口卻使城市管理者憂心忡忡，提出“人口承載力、適度人口或人口容量”的問題，甚至以社會治安為由阻擋進城人潮。也有許多建言設想種種“堵”的辦法，提出“吸引高端人口”的發展口號，設置障礙或門檻，希望能夠控制人口的流入。但這種策略在過去沒有成功過，以后也難預言能成功。
以北京市為例，“六五”計劃時，北京市政府曾提出在1985年將全市常住人口控制在840萬人左右；20世紀80年代初曾提出“任何時候都不要超過1000萬人”；90年代初，又提出到2010年將常住戶籍人口控制在1250萬人左右；2006年北京市“十一五規劃綱要”提出要在“十一五”期間把北京市人口保持在1600萬以內。但事實上，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北京常住人口已經達到1382萬人；到2004年末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達到1493萬；而最近2010年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公報表明，北京的常住人口已逼近2000萬（1961.2萬），其中城鎮人口已高達86%。顯然，每次人口規模目標設定之日，也成了人口規模突破之時，形成了一個“屢設屢破”的怪圈，以至于有學者聲稱，多年來，城市人口發展規劃已經形成了“步步為營、節節敗退”的局面。
國際經驗表明，如果城市規模過于膨脹，則城市發展前景堪憂。因此，大中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確立防止人口規模過度膨脹的目標，的確是合理的戰略考慮。由于城市人口的生育水平已經降到很低，控制城市人口規模的關鍵是如何應對人口遷入造成的人口增長。但當前的討論仍主要局限在“就城市討論城市”的范圍，難以解決城市人口增大的壓力和人口膨脹的趨勢，在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情況下尤其如此。
既要加速中國人口城市化的進程，又要避免城市人口過度膨脹，這成了“兩難”課題。為破解這一難題，有必要在關于城市人口規模的討論中，引入“城市體系”概念。即一個城市的發展，不能只從單個城市的發展角度來考慮，而要從一個“城市體系”的角度考察，來確定每個城市在“體系”中的定位，從而確立城市的發展方向和戰略規劃。
不少發達國家已形成成熟的“城市體系”，可從中得到一些啟示。以德國為例，在全球化和經濟結構調整的背景下，德國傳統工業地區步入了衰退期，經濟發展開始向一些大都市地區集中，農村地區的公共服務職能削弱；同時，長期的低生育率導致德國人口總量呈現減少趨勢，人口老齡化程度日益嚴重，城市規模也逐漸縮小。德國政府把戰略重點放在致力于在城市建設的各種領域創造均等條件，這些領域包括有形基礎設施，社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配套 ，逐步形成了中小城市組成的密集網絡和實力強大的區域中心，而沒有出現占支配地位的大都市。2010年德國的總人口為8160萬，目前，超過100萬人口規模的大城市有4個，超過50萬人口規模的城市有9個，有80個中小城市的人口超過10萬。中小城市群中，工業城市有13個，行政中心有7個，大學城市有8個，文化和旅游城市有5個，多功能中心城市有4個，呈現出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均衡分布、各司其職的狀態。由于德國的中小城市擁有優質的生活空間、優秀的教育機構、便利的公共服務、豐富多樣的文化和娛樂設施、四通八達的交通設施、良好的治安條件，因而，居民在中小城市可以購買價格適宜的住房，保障較高的生活質量；企業可以在中小城市獲得穩定的勞動力供給、降低企業的運營成本，保障最大化的企業效益。正是因為“城市體系”中城市功能定位明確，人們可以根據個人事業和家庭發展的需要來選擇適宜的城市生活，企業可以根據成本核算的結果來選擇適宜的地方辦公。
多年來北京市的人口遷入的多，遷出的少，凈遷移率高。為什么人們都希望到北京來？這說明北京的“機會”多。因此，要減少北京的人口增長壓力，關鍵是要使其他城市的“機會”多起來。北京要跳出“就北京考慮北京”的框框，確立扶助和鼓勵周邊地區和其他城市發展的指導思想。北京已經開始意識到這一點，表現在近年來特別重視郊區發展和新城開發，努力改變長期以來北京市發展中城區和郊區之間“落差”很大的現狀，也在考慮京津冀都市圈區域規劃。但這些都還剛起步。
具體而言，北京這些年人口遷入壓力大，與河北（華北地區）的發展相對遲緩不無關系。相關數據顯示，河北省2003年的凈遷移率僅為0.89‰，2010年更降為-0.03‰。天津市在2001年的凈遷移率一度竟為-0.94‰，2002年起，天津市凈遷移率有所上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天津近年來的發展有所跟進。減緩北京的人口增長壓力要特別重視周邊地區的發展，尤其是河北的城市發展，要把推動河北發展看作是解決北京人口過度膨脹的題中應有之義。北京要確立“有所不為有所為”的發展思路，在城市功能、產業結構、行業布局等方面，把北京的發展和周邊城市的發展結合起來考慮。發展思路要明確，即充分發揮北京的輻射力量，幫助和支持河北（特別是北京周邊城市）發展，就是幫助和支持北京自身發展。
一個城市的功能需要在一個“城市體系”中去恰當地定位。只有認識和遵循城市化的自身規律，走建立布局有序的“城市體系”的道路，才能實現我國人口城市化的快速而健康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