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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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疫情來襲，盡管不少專家表示，在傳播方式、殺傷力等方面，此次疫情的威脅不如當年的“非典”，但隨著各地相繼出現病例，疫情儼然已是公共衛生事件，無論是醫療機構，還是普通民眾，都要做好相應準備。于此節點，政府應對的效果評價，民眾情緒狀況，都通過網絡得以呈現，參照10年前的“非典”，或可看出今天的得失。
有關“非典”的公共記憶，除了因疫情罹難的民眾，它所帶來的遺產，至今常被提及。這其中，尤以疫情信息公開方面教訓深刻。彼時政府應對缺乏經驗，難免手忙腳亂，信息公開方面的工作嚴重滯后，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民眾的緊張情緒。今年年初，溫家寶總理在其發表的文章中回顧“非典”，分析它給中國社會造成的影響，認為其帶來“治國理政理念的轉變和一系列重大經濟社會政策的調整”。“后非典”時代的中國社會，對信息公開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體會，也因此帶來了相應的法律規范，政府信息公開或走向實踐，或成為輿論監督的重點。
這樣的規范在此次疫情應對中的一些細節中得到體現。上海市作為最早出現禽流感疫情的城市，此次信息公開反應較快，“@上海發布”及時公布病例，包括與病例的接觸者人數，均得以詳細通報。信息公開對疫情防控的作用極為明顯，信息封鎖帶來輿論反彈，加劇民間的灰色想象，而相對透明的信息則有利于民眾客觀看待疫情。加之權威消息和應對知識的及時供應，民眾接收到有關疫情的較為全面的信息，至此，民眾和政府一道構建起防控疫情的堅實堡壘。這種信任關系來之不易，可以預計，無論是普通民眾和作為疫情應對關鍵主體的政府機構，都將從中受益。
相對公共危機帶來的威脅，人們更害怕辟謠慣性所虛構的安全感。不過，在此期間，不少網友對信息公開的細節仍有指摘，其中就包括，衛生應急單位報告疫情的時間點選擇在患者死亡20天后。對此，醫療部門在回應時指出，匯報的節點選擇有醫療規范的考慮，并無違規動機。盡管置身事外的民眾難免存在不解，但這種不解顯然不再像過去那樣簡單地理解為封鎖消息，而主事單位從法律規范的角度為其行為辯白，也無形中增強了解釋的說服力。
信息公開既是“非典”的遺產，也是時代的召喚。和10年前不同的是，當前的中國社會媒介格局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自媒體興起，權威消息的主體日趨多元。與此同時，“異質”聲音崛起，可以預計，在此次禽流感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中，將有大量的不實傳言出現，它們或從風吹草動中獲取靈感，或是安全感稀缺情形下的本能反應，情境林林總總，各出有因，于此公共危機之際，若簡單將其視為謠言，既非客觀，也有失理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