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3-04-08 12:31:09
來源：中國經濟新聞網 作者：馬秀蓮
底特律是后工業時代工業城市的一首挽歌。曾經是美國汽車工業代名詞的底特律，最輝煌時（１９５０年）擁有三大汽車巨頭（福特、通用和克萊斯勒）、１８０萬人口，為美國第五大城市。
但工業化的浪潮如此迅速退去，不僅輝煌清盡，而且廢墟一片。２０１０年，底特律只剩７０萬人口，減少了６０％，并降為美國第１８大城市?，F在，它是美國最貧困的城市之一，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之下。２００９年底特律失業率２５％，是全美平均的２．５倍。刑事犯罪率在美國２５大城市中名列前茅，２０１０年，底特律已連續四年成為美國最危險的城市。
底特律為什么失??？它對我們今天大規模的城市化和城市發展，有何啟示？
早應該對人進行投資
底特律的衰敗深深植根于從工業化向后工業化的結構轉型，尤其是美國汽車制造業榮衰之中。通用汽車時代、美國工業時代的巔峰以及底特律的繁榮，曾經是同義詞。但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后期，底特律就開始去工業化，三大公司逐步外遷，先是向郊區，然后向土地更加充裕和工人尚未聯盟的陽光地帶（南部和西南部）轉移，然后是海外（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三大公司每三美元的投資中，有一美元在海外進行）?，F在，不僅通用汽車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三個汽車巨頭中的兩家已經被政府接管，底特律城市范圍內只剩一條克萊斯勒公司的汽車裝配線（雖然通用企業總部還在底特律）。底特律也因此衰落。
但是人們不明白的是，去工業化普遍發生于美國的大城市——如１９７５年，曾經以服裝制造業為主的紐約，在去工業化下政府瀕臨破產，舊金山也面臨著人口減少的問題。但是為什么一二十年后，這些城市不僅復興而且引領著地區乃至世界經濟的發展，而獨有底特律敗得如此慘烈？
哈佛大學教授愛德華·格雷瑟（ＥｄｗａｒｄＧｌａｅｓｅｒ）最近在他的新書《城市的勝利》中指出，底特律最大的失誤，在于它沒有及早對人進行投資，包括培養更高素質的勞動者隊伍和激發企業家創業精神，使城市能夠應對產業轉型的變革。由于缺乏遠見，底特律始終將自己與汽車這一單一產業和大公司綁定。大公司壓制競爭和創造精神，汽車產業裝配線使用半熟練工人，高中生就能獲得好工作和優厚的待遇，使得勞動力素質難以提高。
其他工業城市轉型的成功，某種程度上證明了愛德華·格雷瑟的觀點。舊金山灣區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大力投資教育，并將著名高校（如加州大學、斯坦福大學等）的知識創新能力與企業家創新精神融合，于是有了后來的硅谷。而紐約抓住全球生產的分散以及管理的集中這個矛盾，利用其原有的區位優勢和企業家創造精神（如桑迪·威爾和邁克爾·布隆伯格這樣的人物），提供金融和高級生產服務，重生為控制世界經濟的全球城市。同時還有一支高素質勞動力隊伍的支撐。居民中大學畢業生的比例，２０１０年舊金山市是４３．４％，在美國都市區中排第二和第四；紐約３６％，排第十二；而底特律是２７．３％，排第六十五。
所以紐約、舊金山成功了，底特律失敗了。
城市不是建造出來的
底特律不僅沒有及早對人進行投資，而且當城市已經走向衰敗后，將錢投資于建造，希望通過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更新改造，讓城市重新復興。這是底特律失敗的另一根源。
僅在科爾曼·揚（ＣｏｌｅｍａｎＹｏｕｎｇ）市長任期內，人們就見到一系列項目的完成，包括：文藝復興中心、“人民運載”捷運、商務中心（西杰斐遜大街１５０號、底特律第一中心）、大型公寓（米蘭德中心公寓、河邊產權公寓、港口鎮公寓）、工廠（通用底特律／哈姆特拉米克裝配廠、克萊斯勒杰弗遜北美裝配廠）、底特律接收醫院、喬路易體育館等等。
１９７０年，為挽留底特律紅翼曲棍球隊的離開，政府耗資５７００萬美元（２０１０年價格為２．０５億美元）建造了喬路易斯球館，以折扣的價格租給該球隊。
?。保梗福蹦?，通用汽車和市政府協同，強行征地拆遷市區１４００戶人家（約４０００人），為通用汽車公司建造了一個只雇傭１３００名員工的高科技工廠。
?。保梗福纺?，底特律耗資２億美元（２０１０年價格為４．２５億美元）建造“人民運載”，一條三英里長旅客捷運線，在空蕩蕩的大街上懸空行使。捷運計劃每年運載１５００萬人次，實際每年只運載２００萬人次。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間，捷運的人均英里運費超過３美元（２００９年更增至４．２６美元），遠高于紐約地鐵（０．３美元）和底特律公共汽車?穴０．８２美元?雪。每５毛錢的車費，市政府補貼３美元。
底特律最著名的城市更新項目，非文藝復興中心莫屬。在政府的政治以及免稅支持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商業項目，旨在再造底特律市中心商業區，復興這個曾經偉大的工業城市。文藝復興中心聘名設計師設計，最后完成的７幢大樓，坐落于底特律市中心。居中的賓館大樓，為西半球最高的賓館。整個建筑群５０萬平方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商業空間。１９８０年，美國共和黨大會在此召開，提名的總統候選人里根最后成功當選。之后，人們又看到一些商業的集聚：三個賭場的建造和開放，兩個體育館的建造以及兩個賓館的重新開放。文藝復興中心使底特律煥然一新，一洗其衰敗形象，改變了市中心的商業氛圍。
但這一切，更多的是粉飾。僅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間，底特律的人口就銳減了２５％。１９９６年，福特公司將當年３．５億美元建造的文藝復興中心，以不到１億美元的價格賣給了通用公司。
直到最近，底特律才承認復興夢想的覆滅，意識到那些離開的人將永遠不再回來。于是開始將那些廢棄的住房夷為平地，重新種上樹和草。這樣至少可以美化環境，降低公共服務成本。而此時的政府已債臺高筑到不得不由密西根州接管，以防止美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城市破產。
族群隔離的城市終將淪陷
在經濟和公共政策失敗之外，一個族群隔離而不是融合的社會，導致了底特律最后的沉淪。
底特律出生的歷史學家托馬斯·蘇格儒（ＴｈｏｍａｓＳｕｇｒｕｅ）早在他獲大獎的著作《城市危機的起源》（１９９６年）中指出，底特律的衰敗早在１９６７年的城市騷亂之前開始，而其根源是制度化的且法律化了的種族歧視。這種歧視導致了底特律的黑人整個２０世紀，在就業、住房等各個方面，只能獲得非常有限的機會。
對長期的隔離、歧視與不公的不滿，終于以毀滅性的方式爆發出來。底特律先后于１９４３年、１９６７年兩次發生大規模城市暴亂。１９６７年的暴亂更是規?？涨?，只有美國內戰時期（１８６３年）的征兵暴亂以及１９９２年的洛杉磯暴亂能出其右。暴亂持續五天，最后在州國民衛隊和聯邦軍隊進駐下才平息，但是已有４３人死亡、４６７人受傷、２０００幢大樓被毀以及幾千家小生意永久性地關閉或者搬遷到更加安全的社區。受影響的地區幾十年都還處于廢墟之中。
不過，暴亂最嚴重的傷員，是底特律城市本身，城市從此開始迅速荒蕪——暴亂之后當選并連任２０年的底特律首任黑人市長科爾曼·揚（ＣｏｌｅｍａｎＹｏｕｎｇ）后來在他的自傳中如此寫道。工作、稅收、投資等等各種機會都開始逃離城市。錢在生意人和白人的口袋里，他們逃得比誰都快。早在暴亂之前白人就開始逐步外遷，１９６６年達２．２萬人。但是暴亂之后外遷速度更是瘋狂。１９６７年暴亂發生后余下半年里，外遷人數達６．７萬人，１９６８年８萬人，１９６９年４．６萬人。
但是，科爾曼·揚，這位底特律史上堪稱偉大的市長，并未能有效制止白人外流。人們甚至批評他的政治更關心懲罰而不是復活，旨在為黑人討回正義。他至少在某些方面對待白人態度強硬。剛上臺，他就將警察中的黑人比例從１０％增加到與人口相當（５０％）。他不避諱、甚至提倡人們將內心隱藏的種族主義公諸言語，也許認為這是解決問題的途徑。但是，黑人的逐漸增多，并長期占據政治舞臺，以及種族歧視語言的公開化，如此種種，都加速了白人的逃離。１９７０年，底特律有一半白人，到了２００８年，白人只剩了１０％。白人離開，在帶走稅基的同時，也將底特律變成一個貧窮的、黑人的“孤島”。
族群沖突，最終瓦解了底特律的經濟、社會基礎，導致了城市的徹底衰敗。
對中國城市化的啟示
首先，及早進行人力資本投資，以應對城市競爭和結構轉型的需要。
對底特律這樣一個“后工業”、“后城市化”案例，我們可能會覺得離我們還很遙遠。但是，如果看一看今天的珠三角尤其是東莞，就知道并非如此。金融危機爆發，約一千萬人的東莞，半年之內就減少了兩百萬人口。危機之后，它面臨更加深刻的轉型陣痛。企業在勞動力成本上升中外遷，去了鄭州、重慶甚至越南和馬來西亞。曾經聚集的流動人口如潮水慢慢消散，留下過剩的基礎設施，以及“種房子”的農民面對空置的憂慮。
從工業文明向后工業文明的轉型雖然只有一次，但是城市升級轉型時時在發生，尤其是當今天地方競爭在全球范圍內展開時。城市在此過程中，或新生、或沉淪。
要獲得新生，我們的城市管理者必須提高想像力和預見性，及早做好結構轉型準備，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及早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愛德華·格雷瑟指出，后工業化轉型的城市進行了各種嘗試，建造交通優勢、給企業減稅以及發展創意產業（這在英國尤為盛行）等等，但是很多并不甚成功。但是對人進行投資，培養高素質勞動力隊伍，培養和鼓勵企業家創造精神，一定是有效的。
其次，底特律城市更新改造的失敗說明，城市從來不是建造出來的。城市最堅實的支撐是產業和人，建造只是它們的結果。如果沒有產業和人支撐，即便聘請最一流的設計師，建造最好的政府大樓和別墅，也不過是一座鬼城，就像我們今天的鄂爾多斯康巴什新城一樣。
底特律城市更新改造的失敗還說明，當城市已經衰敗、空間剩余時，試圖用進一步的建造和城市更新來將它激活，導致的不過是更多空間的閑置、更多土地以及基礎設施的浪費。最后不過是房子的巨幅貶值和一個更加債臺高筑的政府。
底特律夷平住房、向綠地的回歸這一慘烈的轉變，更為我們今天以土地快速擴張為先導的城市化敲響了警鐘。與其等到有一天城市人口衰減（就像今天東莞正在經歷的那樣），大量基礎設施過剩、甚至沒有錢去維護、甚至不得不向綠地回歸，為什么我們不現在就開始建造更加緊湊的城市，縮小城市和工業園區的尺度，留下更多的農田來解決農民生計，讓城市呼吸到更多新鮮的空氣？
第三，底特律的例子說明，族群融合是城市發展的必要基礎。
無論是早期白人歧視黑人，還是后來黑人的強硬反抗，講的都是一個歧視甚至隔離社會的故事，也是底特律城市失敗的重要根源之一。我們可能很慶幸中國城市沒有種族沖突，但事實上在我們的城市，各種群體歧視和隔閡廣泛存在（比如說官民之間、高收入與低收入之間），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在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間。約２億人無法在城市落戶，農民工長期被工具性地加以使用，各種城市歧視政策不加掩飾地存在。我們能理直氣壯地說，我們對待農民工和流動人口，比白人對黑人更好嗎？
長期歧視和不公對待下所積壓的憤懣，加之人口倒掛比例的上升，已經使得一些地方本地人與外地人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并開始以城市暴亂的形式爆發出來，如我們在廣東增城新塘事件、潮州古巷事件和浙江湖州織里事件等一系列事件中看到的那樣。它們，不過是１９６７年底特律城市暴亂的微縮版。
中國的城市要想長久繁榮，必須解決好族群融合問題，尤其要解決好流動人口問題。族群融合既不是本地人對流動人口的歧視和排斥，也不是外地人對本地人的強硬對抗，而是社會權力平等基礎上的真正的群體融合。中國城市面臨的任務還很艱巨，不僅要通過公共服務均等化讓流動人口逐步市民化，未來還要采取各種措施，扭轉長期制度性歧視所造成的結構性不平等。這樣我們期待的美好城市才可能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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