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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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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下午2時許，廣州天河區車陂街道城管執法中隊兩名城管隊員，對一占道經營的賣菠蘿小販進行勸導執法，小販突然揮刀襲擊，27歲的城管隊員蘇家權被砍傷7處，其中5刀在頭部和面部，或致其毀容。據悉，砍人小販為40多歲男子，截至記者發稿時止，仍未被抓獲歸案，廣州市副市長謝曉丹已下令全力追捕兇手。（3月18日《羊城晚報》）
廣州的城管隊員被小販砍傷了，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事實，說千道萬，揮刀砍傷了人，就一定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要用“激情砍人”、“被逼無奈”來為小販做無謂的同情式辯解。也不能用城管隊員中出現過的不良執法，給被砍傷的城管隊員戴上“殃及池魚”、“有罪推定”的活該帽子。而這兩種情況之所以在網絡輿論中確實存在，無非是城管和小販在輿論場和人們的內心里已經標簽化。
某一種社會形象的確立，基本上都要經過太多次的強化過程。城管與小販之間發生的社會沖突事件，一樁又一樁在各種媒體頻繁出現，在社會大眾的意識中越來越多地累積。城管隊員們原本出于職業要求而采取的行為，由于跟社會處境相對弱勢的個別小販形成了對立，不管城管隊員是否粗野，都會造成一強一弱的對比。城管來了，小販遭殃，成為一副現實的圖景，大有根深蒂固的勢頭。
城管隊員是城管這個管理體制的具體執行者，從社會管理的出發點來說，城管隊員一定要有所依據，才能在管理的合法性、正當性上樹立管理的權威，否則，終究逃脫不了進退失據的尷尬下場，也會讓城市管理的目標無法真正實現。這是世人皆知的問題，可對此進行制度設計的力度一直沒有加強，落實到位。在法治意識日益增強的社會大眾心目中，城管隊員具體行為一旦出現差池，并且得不到有效糾偏的話，只有讓一個一個的城管隊員來承擔后果了，城管的整體形象自然污名化。
小販揮刀砍人的行為，不能從表面上與小販為了生計的勞苦直接聯系起來，就給予不恰當的“合理”解釋。但是，如同新任總理李克強同志在記者見面會上說的那樣，如果政府不能在民生方面去編織保障的安全網，去努力把短板補上，兜住特困群體的基本生活，類似于依靠簡單販賣為生的眾多小販，“如果陷入生存的窘境，很容易沖擊社會的道德和心理底線”。小販在社會中的地位已經處于比較底層的位置，如果再遭受漠視，甚至粗暴對待，暴力行為發生的幾率當然會大大增加。
城管不是小販的天敵，小販也不是存心要給城管搗亂。面對一而再地上演城管與小販的悲劇，不要不假思索地給他們標簽化，相互之間從彼此都是為了生計的角度設想，在行為上更多地去理解對方，起碼會讓沖突的強度減輕。而徹底改變城管與小販的標簽化現實，自然還是需要從經濟生活的規范性和社會管理的制度化入手。這就需要公共部門加快對于城管管理體制的重新審視和制度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