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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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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定居到美國，緣起于歐洲已經無法安居樂業。當歐洲在精神思想上已經如此遙遠地背離了它發源地的古老理想和生活方式，以致大西洋的浩瀚水面也阻擋不住人們要跨越這種精神鴻溝的時候，美洲土地就遙遙在望了。歐洲文化的結構松懈、內容變換，以及最終的分崩離析……這些現象，其實都最清楚地表現在美國土地上；但是，這種裂解過程卻是在歐洲就開始了的。不僅如此，后來支配了整個新大陸社會生活場面的各種興趣和愛好，其實也都起源于歐洲舊大陸。
新教教徒、發明家、政客、探險家，還有漂泊不定、背井離鄉的人，這幾類人都首先出現在歐洲，后來才在新大陸聯合起來，組成了復合性的美國社會。假如我們了解了這些人物類型的由來，我們也就能透徹理解美國國家精神的起源。漂洋過海移民來到大西洋彼岸定居下來，這一舉動，其實是一個漫長過程的登峰造極；它包括中世紀文化的解體和結束，同時，也包含著另一種新文化的孕育和開端。假如說，中世紀文化的解體過程是在美國達到了最徹底程度，那么，新文化的這一更新過程，在接連到來的幾個時間段內，也都曾在這個新興國度表現得最活躍、最明顯；所以說，人類到美洲冒險的最大意義，不在于對物質財富永不停歇的求索，而在于開創一種真正新型的人類文化。舊大陸文化，究竟是從哪些連接點上一個接一個崩潰了的?新的文化，又是從哪些地方開始茁壯地生長出來的?這些問題，就是本研究兩個極點的位置。有些很有價值的東西，卻在美國殖民過程中消亡了；它為什么會消亡?又有些很有價值的東西，在此過程中創造出來了，這種創造過程如何實現的?假如我不能很清楚地回答這些問題，我想，至少我能更清晰地展現這些問題本身：我可以追溯它們，直至它們最初的歷史發端，并且將其展現在原來的社會背景之中。
直至13世紀的時候，歐洲文化對于中世紀的繼承，都仍然完好無損。但是到了17世紀末，就變成了一堆碎片了。從人們的行為當中來判斷——假如不是從行業活動來觀察——歐洲文化已經無法掌握社會精神思想的走向了。那么，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呢?
如果我們把世界總結成托馬斯·阿奎那和但丁同時代人的那個樣子，那么，我們就能清楚地看到兩個重要事實：當時的物質世界周圍環繞著一條狹長海洋，這個世界當時還很有限；而且，這個世界的上面，很高遠的地方展開來的，是遼闊的金色天穹，那里充滿無盡的希望和令人向往的好事情。中世紀的文化，就生存在這種不朽夢幻之中。這種夢幻里面，塵寰世界，無論是城池、城堡，還是長途風塵的駱駝商隊，都不過是講述序幕的前臺，而正劇本身則要等死神的帷幕垂落才會正式開場，這戲劇首先將摧毀生命的幻想，隨即引出戲劇的最主要場面，這場面就是天堂本身。人類的有形世界，在整個中世紀歷史階段內，都是有限的、安全的。人們從事的各種職業都有明確規定；他們人品的優劣，也都有說明和講述。人們享有的權益和負擔的職責，雖然不無爭斗，卻基本上都規定好了。指導日常生活和活動的，是一整套來源于基督教有關永恒信仰的生命意義和信條，包括這樣一些理念：生命不是一段生物活動過程，而是一段道德救贖期；人類本是一巨大等級制度的居中環節，下接罪惡者，上連威風凜凜的天堂之主，以及生命——或得救或受罰——只有延續到來世才有意義可言。所以，將近一千年來，基督教這些信仰和象征符號都指導著人類，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類的行為和活動。直到后來，這些信仰和象征物，一個接一個地垮掉了；一個接一個變得不再“真實”或者有趣。直至后來，那個凝聚人類和宗教的美好夢幻也逐漸消解了。這個過程結束之后，團結有序的基督教國家，就變成了一系列獨立的主權國家；而基督教本身，則分裂成許多互不相容的教派。
中世紀文明是什么時候，從哪些節點上，開始衰落、解體的?目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隨同文藝復興一起開始的”；但這僅僅是在逃避這個問題。還有，中世紀文化又是什么時候結束的呢?答案是：中世紀文明很大一部分，至今仍在繼續沿用，而且，已經混雜在那些繼承中世紀文化的各種習俗和思想之中。但是或許，這一漫長過程的開始和結束，每個人都可以給出自己的答案。有人說這次改變的第一個跡象始于13世紀，它是隨報時鐘聲一起到來的。當時，中世紀文化再也不能統治和指導歐洲地方社會組織了，因為，當時教會無視當時的新經驗，直至終于再也不能從這些經驗中汲取可借鑒的意義、因而更無力改變這些經驗的本質。加之，教會在高利貸問題上的約束無力，以及未能及時應對社會對于新教內部管理集團的批評；面對科學研究的新領域和新標準卻毫無準備，不能適時調整治學方法去適應新趨勢；無力阻擋各國中央政府對自治城市、封建采邑和修隱寺的兼并吸收，等等；這些僅是整個衰退恥辱過程中的幾例。若把上文所述每件事情都一一標明日期是不可能的，但有一點則很清楚，到17世紀末，上述事例中，這一項或那一項，就從歐洲全部領土上永劫不復地消失了。在諸如英國這樣一些國家，上述內容則全盤消亡了；而這些國家則因而贏得了“先進”的美稱。
接下來一系列事件的發展脈絡，就很容易梳理清楚了。首先報時的鐘聲敲響了。于是，時間概念，或者說時間維度(temporality)，又重新占領了人的精神世界。13世紀伊始，城市居民在歐洲各處建立起鐘樓和鐘閣，記錄時間的流逝。沉浸在自己的運輸和手工業活動中，城市居民開始淡忘自己在永恒時空里的可悲命運，轉而為自己的城市和行會感到欣喜和自豪；同時，他還意識到時間一分鐘一分鐘地流逝與輪替，因而開始謀算如何更有效地利用時間。讓鐘表這樣有規律地鳴鐘報時，當時這只是人們一種天真無邪的娛樂享受；但它卻帶來了很重要的影響。意大利和德國南部能工巧匠發明了鐘表：他們改良了木工車床原理，并將其應用于金屬，制造出了精確的機械鐘。這就是精密工藝技術的肇始和開端。手工藝人從測量時間入門，不久也掌握了如何測量毫米。有了鐘表匠們開創的知識和技術，手工藝工人就有辦法制造望遠鏡、顯微鏡、經緯儀——這些都是工具手段，它們又為未來的空間探索和度量開創了無限的可能。
人類對于時間和空間的興趣是同步發展的。15世紀時，地圖繪制者設計出了測量和圖解地球表面的新方法，而大約在哥倫布航海時代一個世代之前，他們開始用一種想象出來的經緯線標記地圖。水手一旦有能力計算出他所處的時間和空間位置，整個海域就向他開放了。甚至，連那些沒有特殊航海技能的馬可·波羅、埃里克松那種勇敢的普通人，也可以去遙遠陌生的國度了。如此看來，時間和空間占據了歐洲人的精神世界。當世界是如此廣闊，每片新發現的土地都充滿了即使不是財富也是希望和新奇；即使沒有新奇，也是一片可以自由呼吸的凈土。如果是這樣，為什么還要繼續夢想天堂和永恒呢?所以，鐘聲敲響了，船只起航了。有了新知識帶來的安全感，歐洲人便在空間里不斷拓展新的境界，而且在時間里穿梭往來自如；摒棄掉的是短暫的現世觀念，如今這觀念已隨關于永恒的舊信仰飄散得無影無蹤。考古興趣和對于理想國的各種幻想，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歷史的突出特點。在這一方面，歐洲人創造過許多形象，都體現了純粹世俗世界實現的各種夢想，包括過去的，也包括未來的：例如，古代錫拉丘茲古城，以及太陽城，同樣都值得重視。
有些歷史學者認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以及希臘文學的擴散，對于上述種種演變具有決定性影響；其實不盡然，但這兩件事情卻與這場大變遷同期而行。顯然，古希臘、古羅馬的形象仍然為人們的精神思想提供了暫時的寄托。但是，原有的牢固知識以及信念面對新局面，已經感覺遠遠不夠了——即使不是將原有知識和信仰全然拋棄，人文主義者們也需要借助古典文學的力量填滿它們留下的大片空白。歐洲人的興趣開始從傳統模式的天主教大教堂，轉向古羅馬建筑師維特魯威倡導的建筑風格。這位建筑師對人體非常感興趣，就像個完全不信教的人。同樣，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所繪制的圣約翰畫像，也距基督教原則所望甚遠，以至于分毫不改就能用作酒神巴克斯的畫像。圣母本身則失去了圣潔光芒。天啊!圣嬰消失了，母性和責任消失了，圣母變成了愛神維納斯。圣賢托馬斯·阿奎那對于神學，是怎么評價的呢?人們可以去閱讀柏拉圖的《對話錄·斐多篇》(Phaedo)。亞里士多德對于自然歷史有怎樣的見解?萊昂納多獨自一人就在意大利托斯卡納山里發現了化石，并由此推斷說，這里曾經是海洋。這么巨大的變遷面前，只有樸實的農夫才會那么戀戀不舍離開圣母，才會跪倒在十字架前，央求圣徒代為祈禱。但是，這些形象和觀念，面對歐洲如今已經聰慧了的思想界，早已失去了控制力。這些思想家們，以及這些知識分子冒險家們，早已突破現實世界與永恒觀念的狹小天地，開始叩問遙遠的異邦，叩問昨天真正的歷史。而且，既然所謂“永恒”是一種十分遙遠的未來，而且，我們人類，過一百年之后就將變得苦不堪言。那么，何不就用明天來替換那個遙遠的“永恒”呢?
但是，確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很難擺脫中世紀關于永恒的夢想和學說。所以，他們保留了這個舊夢，但卻摒棄了這夢想周圍原來各種光環以及信徒們的虔誠習俗和儀式，這些人就是新教教徒。作為新教徒，他們拒絕接受古代基督教精神的產物，卻繼承了它原始精神的開端。所以，他們相信圣餐，卻不欣賞油畫《最后的晚餐》。他們相信圣母瑪利亞，卻并未為她母愛中的人性情感所軟化。他們如饑似渴地閱讀古猶太人的文學著作，閱讀加利利海邊發展起來的猶太教教派留下的各種傳奇……同時加上他們自己的判斷，而且將其中簡單直白的文字當作自己宗教信仰的總論和實質。與此同時，他們遺忘掉各種解釋，包括從先輩們直至托馬斯·阿奎那的詮釋者，而把這些細化的文獻融合成一部綜合的整體。從此，新教徒摒棄了由著作論證道理的途徑，卻從著作內涵中汲取到了方法和手段，這正是從中世紀教堂中榮發起來的東西，而且從中構建出一個有關美善與崇高的獨立領域。所以，從這種信仰中得以留存下來的東西，后來大約又在新教最初幾代人堅貞不渝的實踐當中得以濃縮和強化——的確，恐怕任誰也無法質疑新教精神最初特有的強烈和生命力——但可惜啊!能留存下來的，實在是太少太少了！
至今，人們還能從日內瓦的新教大教堂建筑中那種樸實無華的風格里，看出它起源于當年堅固的兵營建筑。這種建筑模式，后來也構成了17世紀愛丁堡的石材住房形式，同時也成為新英格蘭地區素凈禮拜堂所模仿的原型。但最終，卻淪為各大城市主體街道(Main Street)兩側可悲的簡陋屋棚。新教宗教儀式貧乏而儉樸，因而普遍的精神饑渴，在被壓抑很久之后，終于在秘密共濟會(Odd Fellows)、慈善互助會(Elks)、美國林業協會(Woodmen)、兄弟會等等教派或者組織的各種荒唐大型集會中爆發出來了。總而言之，這些要求，以往曾經在夏特洛、斯特拉斯堡、達勒姆等地牧師演說中都有過明確表達；也曾經在普羅大眾身上，從化裝游行的歷史場景中、從畫廊里、劇院里，都有明顯體現。但是，所有這些要求，都被新教教徒淡化為空洞的印刷文字了。新教教徒移民到新大陸來，他們可曾受過苦難么?一點也沒有。他們想從舊大陸帶走的全部內容，都放在那兩個封面之間一部書里攜帶到新大陸來了。所幸的是，對于最早的新教教徒來說，這本書包含了一整套文獻。這套文獻，至少還有別于其后約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和瑪麗·貝克·艾迪(Mary Baker Eddy)合著的新教經文。然而，不幸的是，一個文明社會的日常生活實踐，無論如何都無法全部壓縮在這本書的兩片黑色封面之間。所以，從許多方面來說，新教和它組織的社會運動，也就終止了它的文明化進程。
我們的批判眼光，常常會被文藝復興運動所釋放出的巨大能量弄得很模糊迷亂：忘記了這段時期其實很快就過去了。在一段很短的時期內，一些偉大的人文主義者，例如英國作家托馬斯·摩爾(Thomas Moor)、伊拉斯謨(Erasmus)、斯卡利杰(Scaliger)和法國作家拉伯雷等等，這些學者從歷史的陳舊碎片中為新思想營造了一個新的家園。這種新思潮流派卻是由中世紀文明里各種古老習慣風俗膠結在一起的。當時這些風俗習慣，在遭到教會和宮廷破壞和丟棄之后，卻在普通農民和手工工人當中一直流傳了很久很久。
然而，對于古代優良文化的皈依，卻并不能為其信奉者增添絲毫能力去操控工作日的活動規律，因為，進入歷史空間去與思想大家神交，既需要能力，又需要閑暇時間和必要學識以及金錢。因而，社會中的大部分人群在這場復興中都并未擔當直接角色。再者，即使裁縫和補鍋匠們放棄天主教國教信仰，也只是為了迎合這個叫做新教的教派。其實從字面上也可以理解，裁縫和補鍋匠不可能成為人文主義者。此外，從更高層面來說，人本主義、人道主義思想學說與形形色色的哥倫布和牛頓的新興科學經驗，也并沒有直接聯系；正如中世紀文化與他們沒有聯系是一樣的。假如說，異教學者對天主教神學的批評曾經從天主教神學當中產生出了一大批思想家，卻未能幫助這些思想家們找到方向，引領他們真正去追求那些真正是“新的”和“實用的”以及“即將到來的”事物。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文藝復興并未成為新紀元的發動階段：它只是見證了當時科學、神話以及寓言的幻滅和瓦解。當17世紀中期，英國皇家學會在倫敦正式成立的時候，還特意排除了人文科學。而“理性科學”，對于他們則無關痛癢。
歐洲人一旦放棄了中世紀的神學夢想，就的確無法靠優良文化的記憶維持太長久；何況，這些優良文化已經失去了原本的意義，何況這些文化已經無法與它們的新的時間、空間觀念建立任何實質性的聯系。于是，歐洲人就把這些東西都拋在腦后，轉而面對眼前嚴峻而真切的現實——如何應對剛剛展開的宏大外部世界。古來的形象、古老的夢想習俗和生活方式，在這浩大世界面前，都成了一片空白。舊有的東西，一件也依靠不上了；于是，歐洲人便從抽象形式當中尋求避難，他們把日常生活當中豐富而真實的事物，都簡化為質量與運動的簡單枯燥的描述。最早的科學家和自然哲學家們，就是沿著這條道路摸索前進的。他們依靠數學分析和試驗方法，從日常生活經驗的復雜整體當中抽引出各種現象，通過觀察、分析，度量、歸納、整理，必要時還能將其予以重復和再現。依靠這些抽象方法，他們學會了更加準確預報天體的運行狀況，也學會了非常精確地描述一塊石頭下落的過程，子彈的飛行狀態，學會了測定橋梁荷載能力，還能確定某種“物質”當中更加細微部分的構成成分。在這種思維和氛圍當中，以往的統治、權威、先例、大眾認可等等觀念，這些東西，全都在科學程序當中交付給了觀察和數學分析方法，包括稱量、度量、計時、分解、離析、等等方法，全都變成種種操作過程，都要謀求它們的最終結果。
最終，知識成為可以被檢驗的事物，實踐過程也可以被改良。而且，假如科學家們自己過于專注研究本身而看不到觀察的結果，這時候有個冷眼旁觀的人，這就是16—17世紀的英國哲學家、現代文明的報曉人——弗朗西斯·培根，他非常智巧地替他們報道了科學觀察的結論——科學，將會改變人類的境遇！
借助于科學這一新步驟和程序，外部世界很快被簡化成為一種有規律、有秩序的形態。但是，科學創造的意義和價值，卻沒有把道路引向人類生命的核心，這個時期科學的意義僅只適用于“物質”；即使是在涉及生命的時候，也僅只限于進行死后階段的分析，或者遵循著笛卡兒的理論，非常主觀、武斷地看待人的生命現象，仿佛生命在任何條件下都是由外部環境自行決定的。在這些科學家們看來，這些抽象形式充滿意義，并且非常有幫助，似乎借助這種抽象思維方法，就可以自由徜徉于知識的汪洋大海之中了。然而對于絕大部分人來說，科學本身并無意義；它不關注生命體本身，轉而關注它的外部環境條件，因而科學被看做一個獨立的外部領域。簡而言之，除了科學家之外，所有的人都感覺科學只有實用意義，科學的后果都在實際應用的領域。自然，詮釋宇宙的新觀點也就應運而生。但是，人們接受這種新的宇宙觀，不是因為它的內在天然的合理性，而在于隨它而來有許多難以反駁的證據都證明了科學的強大有力。哲學、宗教、藝術當中，哪一種活動曾經給人類烤好過一塊面包么?沒有，一個也沒有。而科學已經做好了準備，不僅能為人類烤出面包，還能增加小麥產量、磨出面粉，取代面包師。眼見為實，這些是普通人都能看到并且感謝的發展進程。所以，到了17世紀中葉，人類已經極富想象力地領悟到了科學的發展脈絡和豐富含義。約瑟夫·格蘭維爾在1661年寫道：
我決不懷疑我們的后代將來會證實許多現在只是虛幻的事物，并會將它們應用到實際中。幾百年以后，去南半球，甚至是去月球，有可能只是像如今去亞美利加一樣不足為奇。對于我們的后輩來說，買一副翅膀飛到最遙遠的地方去，就像我們買雙靴子去騎馬旅行一樣稀松平常；乘坐簡陋的交通工具去遙遠的東印度公司進行協商，以后可以平常得像郵寄信件一樣容易。令白發人返老還童，讓衰竭的骨髓新生，也許不再需要奇跡就能實現；使用最新的農業技術將現有的荒蕪世界變成天堂，等等，也未必不可能。
科學的抽象形式和思維過程，起源于新教神學；當時它試圖把歷史發展階段的連貫性一一分離開來，加以改造，甚至加以剔除。接著，抽象思維首先在物理科學家精神活動當中成為習慣，隨即，這種習慣也被推廣到了其他領域。
不僅如此，貨幣職能不斷延伸，取代了物物交換的貿易和服務業；這種進程同樣也發生在古文化解體的這同一時期。所以說，新教精神、自然科學，以及金融財政，在其起始階段，都曾發揮過摧枯拉朽的作用，這一點還需要我強調么?它們將古老習慣和體制取而代之，因為這些舊東西已經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再也無力實現自內而外的社會更新。此外，還需要我再次強調這三者之間密切的歷史性內部聯系么?所以，假如我們發現，像牛頓這樣的17世紀的英國大科學家，或者是像里頓豪斯這樣的18世紀的美國大科學家，都是鑄幣廠老板時，我們真的不要大驚小怪。同時，我們也不該忽略一個奇特的巧合：日內瓦既是法國神學家、宗教改革先驅讓·加爾文(Jean Calvin)的故鄉，同時又是鐘表的發明和生產中心。這樣的關聯并不神秘，也不是人為的。新的財政秩序只是新派神學和科學觀點的直接產物。首先產生的是機械化的計時方法，然后是測量空間的新方法，再然后，人們也開始以貨幣形式，廣泛采用抽象方法以金錢來衡量權力；最后，終于實現了以金錢手段來計算人類一切活動。
這種新的財政度量結算制度，把歐洲人從古老、局限的社會和經濟意識當中解放了出來。再貪吃的人也無法一次吃掉一百只雉雞；再貪杯的人也無法一次喝掉一百瓶酒。如果有人計劃每天進餐都如此吃喝，他肯定不是真人。一旦他可以把潛在的雉雞和勃艮第交換成為紙鈔或者銀幣，他就可以指使鄰居當勞工，即使以非領主身份也能夠獲得貴族的封地。經濟活動不再僅僅同土地、莊稼、房產、大學以及城市等中世紀世界的有形實物打交道。它轉為對于虛幻物——金錢的追求。有形資產和商品只是通向這一終極目的的一種手段。當扶輪國際最早的某個成員終于喊出了“時間就是金錢”的口號時，他是從哲學角度將此二者畫上了等號。但是，只要金錢意味著房子、食物、肖像畫，時間只是柏格森所謂的durée中所指的有機生命體驗的輪番更替，那么，這二者——哪怕是在理論和思維方式上——也無法實現合并。
說這些是不是距離普通日常生活都太過遙遠了?正相反，它長驅直人到每項日常活動的總根源之中。歷史上不同時期之間的區別，正如已故的英國作家哈爾莫所說，其區別在于這些不同歷史時期思想意識的差異。如果我們把握住這些思想流派發展的來龍去脈，這條線索就可以引領我們走向種種更加遙遠的生活領域。但是，實際情況是這樣：從17世紀伊始，抽象思想的方法和進程，就開始侵入到了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沒有受到影響的幸存者，或是神學方面那些信奉正統猶太教或羅馬天主教的前朝遺老，或是文學方面的那些人文主義者；又或者，是那些新秩序的倡導者，比如拉馬克、華茲華斯、歌德、孔德等人。
最后也是最清楚的一點，中世紀文化的解體最明顯不過地體現在政治方面。正如物理學家審視“質量”的客觀存在時，是把它從人類美學體驗框架中抽離出來；同樣，“個人、個體”這個概念也被政治哲學家從人類社會的懷抱中抽離了出來。由此，個體便失去了其先前同城市、家族、家庭、所屬社會、學校、行會，甚至工作場所間的普遍聯系，而變成了政治社會中一個新的單元。由于思想上將“個人”這個概念抽象化，個體的存在當然就變得像精靈或是天使一樣虛無。于是，18世紀政治考量中的最大問題就成為：我們該如何讓人類個體重新回歸社會？這個問題之所以產生是因為：我們發現，不知何故，人總是生活在鏈條之中——正如盧梭這一措辭嚴厲的說法；也就是說，人永遠無法脫離與他人的聯系。對此，盧梭和當時主要政治哲學學派提出了巧妙地解決方案：每個個體都被賦予天生的權利，所謂天賦人權就是這樣來的；他可以通過行使自己的政治權而進入社會生活；這正如他作為一個持股人可以通過行使自己的經濟權利，進入交易機構一樣。對于一個文明社會的健全運行來說，這一認可原則是十分必要的；同時，在政治生活較為開明的國家里，通過選票運作，通過由議會表達公眾意愿等等途徑，則可以達成這樣一種社會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