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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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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一部分人士指責浙江城市化“散”，認為由此導致中心城市發展較慢。其實這種“散”恰是浙江優勢，即區域發展有多個中心，多個引擎，動力強勁，歷久彌新。
“滿天星斗”這個詞，是向史學界借用的。中國早期文明發展，在新石器時代前期，各個文化區域群星燦爛而呈現出滿天星斗式的特點。亦即中國早期發展并不僅有黃河中上游一個文明中心，而有若干文明發展中心，這其中就有燦爛奪目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浙江城市化也不是局限于若干個大中城市，而是具有滿天星斗之勢，形成了一大批分布密集、發展較快、各具特色的城鎮。
城鎮密度居全國之最。以宜居空間觀察，浙江在中國各省份之中，具有最高的人口密度，也具有最高的城鎮密度。根據2009年數據，浙江每萬平方公里宜居空間有8.0個城市，177.1個鎮。廣東居浙江之后列全國第二，每萬平方公里宜居空間有5.7個城市，147.3個鎮。江蘇屈居第三，每萬平方公里宜居空間5.3個城市，128.9個鎮。由上可知，浙江宜居空間的城市密度是廣東的1.4倍，江蘇的1.5倍；鎮的密度是廣東的1.2倍，江蘇的1.4倍。
中等城市密度居全國之先。浙江絕大多數縣級市和部分縣城的城區，人口均已達20萬以上，有些已達30萬以上，均具有中等城市水平。浙江還有一批特大鎮的人口，已達到20萬以上或將要達到20萬，形成了中國其他省區所不具有的中等城市的較高密度。中國百強縣中，浙江雖不是最強，但卻數量最多。
設區市發展亦快。上世紀90年代末期，盡管一些地級市人士認為省直接對縣體制影響了他們發展，然而從數字上看，浙江地級市發展仍快于全國同類城市。2001至2011年，浙江11個設區市市區GDP，年均名義增速16.9%，同期全國14個沿海開放城市市區GDP，年均名義增速16.6%。可見即使浙江發展整體放慢，浙江設區市這10年發展也并未因“滿天星斗”而受較大影響，仍略勝全國同類市一籌。
較高的城鎮密度以較高的人口密度為前提，但高密度人口未必就一定導致高密度城鎮，若干客觀因素成為浙江城市化滿天星斗的重要推手。
上海弱化了省內大城市發展。19世紀中后期直至改革開放前后，浙江的經濟和交通中心均在上海。新中國成立前，浙江人才和資本主要是在上海“異地上市”。新中國成立后，浙江各地多半與上海有非常密切的聯系，尤其是在上海的寧波人、紹興人等，有力地促進了寧紹地區的發展。同時，北侖港未發展以前，浙江各地的煤炭等大宗物資，多半經上海中轉。改革開放后，環杭州灣農村地區，正是憑籍上海力量，沖破計劃經濟束縛，積極發展鄉鎮企業，形成了遠比大城市為快的發展速度，這也正是浙江一些縣城和大鎮最初較快發展的主要因素。
生產要素“就地鬧革命”進一步弱化了原有大中城市發展。改革開放初期，計劃經濟嚴重束縛生產要素流動及效率的發揮。在這種窒息人的體制環境下，農村本地能人，只能在本地利用本地資源發展經濟，形成了一種“三本經濟”。碰巧浙江又是工商傳統很強地區，碰巧又遇上1984年農業大豐收，糧食產量達到空前絕后的363億斤，而2011年只有156億斤，鄉鎮企業當年產值比上年增長55%，從此邁上了快車道。當然，其中起基礎性支撐作用的，是我所謂的高密度均質化空間。
感謝技術發展的普及，我們尋常人等已能通過衛星觀察城市發展。浙江滿天星斗式的城市化格局，已經或正在形成典型的星云狀分布的城市群和城市帶。浙江城市化已不能再滿足于通常的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要求，而是加快星云狀城市群和城市帶的整合優化，加快提升空間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