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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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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從2010年起，作為頭號黨報的《人民日報》發表了不少切中社會熱點問題的時評，讓我們喜出望外，擊節稱賞。總體而言，這些評論立意較高，所探討問題帶有全國性和尖銳性。如《“心態培育”，執政者的一道考題》、《以包容心對待“異質思維”》、《用公平正義消解“弱勢心態”》、《追求理性從哪里起步》、《傾聽那些“沉沒的聲音”》。這些評論形成了罕見的逆襲之勢：近年來以言論見長的知名都市報也紛紛轉載。
本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白龍的觀察《媒體，別做不良社會情緒推手》（下簡稱《推手》），是一篇少有的以媒體為主題的文章。這篇評論同樣緊扣社會熱點問題，針對近期媒體的表現提出批評和告誡，其中不乏與新聞專業主義相吻合之處。如：“在眾聲喧嘩的輿論環境中，如何追問真相，檢驗著媒體的職業能力和責任擔當”；“媒體只有秉持理性客觀的態度去深入調查，真相才會像剝洋蔥一樣呈現出來”。
但是，該文的基本觀點卻很值得商榷：作者引述部分似乎有定論的熱點事件，特別是遼寧丹東“80后女副市長”爭議，來說明一些媒體已經成了“不良社會情緒推手”。可能是作者留有余地，文章并未說明哪些媒體。但是明眼人不難看出，這些媒體應該主要是都市類報紙，因為這些市場取向的媒體對于熱點事件尤為敏銳，而背后是受眾的強烈興趣。在我看來，這恰恰是“高高在上”的《人民日報》與“低低在下”的都市類媒體的隔膜之處。
胡錦濤在2008年6月20日的人民日報講話中，首次將國內媒體分為三類：黨報黨刊電臺電視臺；都市類媒體；網絡媒體。這種三分法，實際上肯定了不同媒體的不同價值和功能。實際上，如果就《推手》一文做推崇的媒體職業精神而言，都市類報刊在文體發展上的貢獻遠遠高于機關報刊，如多元而潑辣的時評、以嚴謹扎實的采訪揭露權力濫用的調查性報道。
尤其是調查性報道，自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在都市類報刊上扎根、并取代曾經風行的報告文學以來，已經成為“追問真相”、“檢驗媒體職業能力”、體現職業精神的一把標尺。遠的不說，從2003年《南方都市報》的《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到2011年財新《新世紀周刊》的《邵氏“棄”兒》，再到2012年底《南都周刊》的5萬字巨制《起底王立軍》，這些優秀的報道無不產生了重大的社會反響和推進制度變革的正能量。
與都市類報刊擅長的這一強項相比，機關報刊無法望其項背，大概只有《中國青年報》尚有一比。如上所述，《人民日報》這兩年的新氣象，是在時評方面，雖然這一變化非常值得稱道，但是絕不可能是在調查性報道領域。所以，以己之短比人之長顯然是不明智的。
我們也必須承認，一些都市報刊上少有真正意義上的調查性報道，而受到“市場驅動新聞事業”的內在制約，它們往往被指為只會“炒作社會熱點”和“媚俗跟風”。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新聞專業主義在越來越多的都市類報刊內部得到認可，越來越多的此類報刊成立了深度報道或調查部，吸納調查記者。即便自己還沒有開展此類深度報道，也經常和轉載優秀報刊的調查。
再退一步說，一些媒體“炒作社會熱點”和“媚俗跟風”，也不至于墮落為“不良社會情緒推手”，原因至少有三：第一，公眾輿論和新聞媒體應該享有“無過錯懷疑權”，一旦后續新聞證明之前的懷疑不實，立即或不久就會被大多數人接受，而暫時不被接受的情況往往與政府信息公開不夠和不及時有關。
第二，從境外經驗來看，香港和英國的小報經常以聳動的方式來呈現新聞，其“不靠譜”的程度遠甚于受到更多規訓的國內都市類報刊，而這兩個社會也沒有因此出現源于媒體的“不良社會情緒”。如果說英國是一個常態社會，有《太陽報》那樣無孔不入的小報尚可想象，那么持續經歷社會轉型的香港社會并沒有被流行的煽情報刊所撕裂。
第三，微博在近期熱點事件中的表現說明，一些人之前憂心忡忡的“謠言滿天飛”和社會情緒激化現象遠遠沒有那么夸張。相反，理性的表達和聲音成為主流，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線下的群體性過激行動。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擔心媒體成為“不良社會情緒推手”是過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