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消費不足，一方面抑制消費；一方面資源不足，一方面浪費嚴重——戶籍制度利于管理的些微作用，難抵戶籍制度所帶來的嚴重的負面影響。
城市化被賦予拉動經濟的重任，但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半城市化”現象有偽城市化之嫌。
表面上看，我國城市化取得了長足進展。2011年12月19日，中國社科院在京發布社會《藍皮書》，指出中國城市化水平首次超過50％，但工作和居住在城市中的農業戶籍者大多處于“半城市化”狀態。
外部數據印證了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以城市化率來衡量，1978年中國城市化率為17.9％，至2011年，中國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
城市化率是城鎮常住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半城市化則指農民入城卻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只實現了農村人口與城市中低端就業市場的對接，而未完成包括就業、福利、教育在內的全部銜接。這些常住人口上半身在城市，根基依然在鄉村。
從常住人口計算，中國用30年完成了發達國家百年的城市化進程，而以戶籍人口計算，我國的城市化率則要低得多。據《21世紀經濟報道》披露，根據2010年的數據，10年時間，全國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提高了12.2％、達到46.6％，戶籍人口城市化率僅增加1個百分點，只有26％。
2010年，南都傳播研究院聯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中山大學政務學院郭巍青兩位教授的研究團隊經過深入考察，發表《珠三角農民工生存狀況報告》。從2009年數據來看，53％農民工是在2003年以前就離開農村，要求獲得城市的居住愿望不是特別強烈。黃亞生認為，原因是多年希望落空，使農民工放棄了獲得城市戶籍的期望。從數據可以看出，只有29％的農民工有改變戶口的期望。
落后的戶籍制度是羈絆中國城市化的絆馬索，不僅絆住了中國的生產效率，還浪費了資源，抑制了本應隨城市化而來的消費。
中國城市經濟之所以能夠獲得長足進展，原因之一是在半城市化進程中，獲得“掠奪性紅利”。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指出，調查研究顯示，城市中農民工及其家屬的社會保障覆蓋水平大約僅為城市戶籍人口的1/10。因為“掠奪性紅利”，中國的社會保障、社會服務業無法取得突破性進展。
目前第一代農民工絕大多數已回到鄉村定居，所謂的城市化立馬還原為鄉村中的城市，他們在經濟壓力下，不可能成為社會消費主力軍。
事實上，從2000年后我國家庭消費占GDP比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沒有顯著提高，有時還略有下降，與中國的城市化速度不成比例。目前，中國就業壓力仍然很大，另一方面卻出現了用工荒，這只能解釋為農村居民轉移到城市打工的最后一點紅利空間被剝奪，無法覆蓋他們養家活口的費用，他們寧愿在家鄉尋找機會以降低成本。
由此產生的連帶負面影響是，城市管理者以及農民工本身，不愿意過多投資于技術培訓等方面，因為培訓費用很可能成為沉沒成本，這也直接導致中國勞動力效率近幾年持續低迷，中國制造質量難以有實質提升。
另一個負面影響則是資源的巨大浪費，城市為常住人口配套建立的全部設施常常閑置，而進城者不得不在城市租房或者購房外，在農村保留宅基地、新建住房，使資源貧瘠之地更加不堪重負。2011年6月28日，《中國國土資源報》刊登文章，指出今后20年，全國每年將有1200多萬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地區，按照目前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用地153平方米計算，每年將新增閑置農村宅基地276萬畝。據統計，目前我國2億畝農村宅基地10％～20％是閑置的，部分地區閑置率甚至高達30％。
一方面消費不足，一方面抑制消費；一方面資源不足，一方面浪費嚴重——戶籍制度減輕管理的些微作用，難抵戶籍制度所帶來的嚴重的負面影響。半城市化使中國制造、中國內需難有起色，已經影響到了中國轉型的根本。
成立社會保障體制、建立農地流轉制度等改革已在進行，但關鍵性的戶籍改革步伐過慢，已是中國社會心腹之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