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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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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維度就是“行政效率與膨脹化”的關系，財政供養人員的高度膨脹一直是行政體制改革棘手的問題。中紀委原副書記劉錫榮就反思這種“官滿為患”，他說，“中國老百姓再勤干，官太多了也養不起……如果600萬大學畢業生都去考公務員那是歷史的倒退，因為沒有人創造生產力了。”
但是中國的情況特殊，整體上，我們很難看到市場化、民營化和反管制化帶來的對財政供養人口非常顯著的削減，最明顯的是1998年的行政體制改革，為了配合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的確大規模裁減和撤并機構，不過，隨后幾年就發生了反彈。其他的行政體制改革都是“越改人越多”，部委越精簡越臃腫。
我們認為，財政人口膨脹的直接原因是中國的激烈的城市化運動。中國30年來發生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城市化運動，但這種城市化結構又是奇特的。在初始階段時，財政供養人口是根據當時的人口規模設定的，隨后城市化狂飆開始，大量人口向大中城市轉移，對城市公共品需求上升，財政供養人口直線上升。盡管這個過程中，經濟自由和民營化應該會導致一些政府管理部門沒有必要存在，從無所不包的大政府向小政府、大社會轉變的這一趨勢會減少財政供養人口規模，但是，這些部門在“加強宏觀管理”的口號下，變著法子出現。
而小城市(比如一些縣級市和城鎮)盡管人口增長不多，甚至有所“抽離”。但是中央政府又沒有給出相應的調整方案，相反，他們以“城鎮化”還會進一步發展為由來搪塞：“盡管小城市的人口轉向中城市，但是也許農村人口還會慢慢轉向小城市，宛如”梯隊“，所以準備著未來的城鎮化，就不能立即根據當下情況來調整財政供養人員的數量。我們還是有存在的必要。”
于是我們看到，財政供養在中國的城市化下出現了“調整的剛性”：大城市由于人口壓力、經濟增長水平帶來財政收入上升，使得大城市有很強的激勵來膨脹財政供養人口，而小城鎮則在中國的體制下，有很強的能力去維護目前的財政供養人口，最終，造成了整體性的財政供養人口的大膨脹。
所以，控制財政供養人口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克服那種非彈性的城市化。如果堅持中國是城鎮化，那么就不要用各種方法壓迫式鼓勵人口進入超級城市，形成所謂的“超級城市規模效應”，相反，應該用比較紓緩的方式來進行城市化，鼓勵城外的人進去、城里的人出來，只有發散而非集中的城市化，才會對財政供養人口的增長提供一個比較良性的緩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