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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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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2012年春節還有3天的時候，收拾完最后一件行李，22歲的李賢賢決定不再做往返于家鄉和異鄉之間的“候鳥”。對這個來自濟寧農村的姑娘來說，這是她在青島打工的第四個年頭。
決定做得有些艱難，卻并非率性而為。李賢賢花了一年時間思考去留。最終，她以回去結婚的理由說服了自己，顯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整天在流水線上，干煩了，干倦了”。
李賢賢們的出走無疑成為這座沿海城市又逢“用工荒”的生動注解。自2007年春節假期剛過，青島當地媒體首次刊出“用工荒”3個字后，與此相關的熱議幾乎從未停歇，每年春節后尤甚。
令人不解的是，為何有的企業能在這場“荒”中置身于外？眾多企業抱怨“用工荒”的同時，許多打工者卻抱怨工作難找——這其中的矛盾如何解釋？生存夾縫倒逼企業和打工者作出怎樣的選擇？
追問中，中國青年報記者試圖通過深入調查逼近“用工荒”真相。
說到底是“好企業荒”
1300元、1500元、2000元——青島校企英才人力資源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吳銘脫口而出從2009年起年年遞增的當地企業招聘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資，2012年春節過后，這一數字已漲至2400元。
在青島多個勞務市場里，有的企業初六就開始正式招工。不少企業的招聘負責人對中國青年報記者坦言：“人越來越難招了。”為吸引更多員工，許多企業的招工簡章上紛紛寫有如下條款：保證不加班、每年組織集體旅游、提供夫妻間、給予優秀員工出國進修機會。還有企業在承諾的工資數額后特別標注：絕無浮夸數字。
一生產毛絨玩具的外資企業招聘負責人告訴本報記者，該企業今年的工資漲幅遠超2011年，不僅如此，給新入職的夫妻員工的租房補貼由每人每月50元提高到100元。
當本報記者穿梭于青島汽車北站的勞務市場時，有一招聘人員主動上前搭訕介紹企業情況，并承諾可打車帶記者前去廠房參觀，“沒關系，公司給報打車費”。
和眾多沿海城市類似，用工緊張的現象在青島已不是新聞。2010年本報記者采訪青島市人力資源管理協會秘書長陳蘭濤時，他對當年青島勞動力市場的判斷是“高中低端人才全面告急”。在他看來，2011年的“用工荒”受到樓市遇冷等因素的影響略有緩和。
在吳銘印象中，從2006年起就已初現的缺工現象，已逐步影響到當地企業的正常運轉。陳蘭濤舉例，因缺工嚴重，某知名跨國通訊公司每月50萬臺的全球訂單根本無法完成；某獵頭公司聲稱，該公司不缺客戶、缺人才；某機械制造企業缺20多個實習生，先后聯系4家學校，均被告知所有學生已被外派……
類似信息源源不斷地被反饋回來。而延續至今的“用工荒”問題同樣為勞務派遣公司帶來極大壓力，培訓和招聘成本明顯上升，吳銘坦言自己的公司2011年損失較大，為此公司增加了開設服務平臺的業務以期緩解。
“用工荒”中，一些企業的鎮定自若成為別樣風景。吳銘舉例，一些規模較大的國企以及頗具實力的外企由于有著穩定的員工招聘來源，從未受到此類問題的困擾。與之對比，喊“荒”的多是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的企業。
“就勞動力總量而言，‘用工荒’是不存在的，所以說到底還是‘好企業荒’”吳銘認為。
一方招工難，一方求職難
與勞務市場里的熱情推薦、招工企業街頭的賣力吆喝相比，節后找工的求職者們顯得心事重重、舉棋不定。
“說實話，找份滿意的工作真的很難。”23歲的小雷來自河南濮陽，今年來青島求職前曾輾轉于河北、深圳、內蒙古等多地打工，隨著打工經驗的豐富，對工作難找的感觸愈加深刻。
工資高、待遇好、五種保險全上……他瞥了瞥幾家企業招工簡章上的承諾條件，淡淡地說了句：“很多都是騙人的。”
在6年的打工生涯中，小雷干過餐飲、在服裝車間的流水線干過、當過建筑小工。總結自己的打工經歷，他說，“很多企業承諾的往往兌現不了。”比如工資拿得遠沒有簡章上寫的高，剛開始不錯的伙食會在一兩個月后突然急轉直下、直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加班時間越來越長、辭職時當初承諾返還的押金沒有一次要得回來……
再一次面對眼花繚亂的招工簡章，小雷不得不提醒自己須謹慎。
而在公益服務機構任職的薛超最近在做一件事：體驗式面試。他頻頻向招工企業遞交簡歷，頻頻參加企業面試，只為證實：“用工荒”的原因是真如一些企業指責的工人們嫌工資低，還是另有隱情？薛超是青島市城陽區新市民家園的主任。新市民家園 是城陽區區委、區政府扶持的一家公益性服務機構。它地處城陽區工業園，周邊有300余家企業。這家服務機構通過活動、培訓等多種形式，可服務外來務工人員3.7萬余人。
在向青島一家生產日用品的外資企業遞交簡歷后，薛超和十幾名有求職意向的打工者被廠家帶往實地參觀。到了車間，薛超發現眼前的一切和招工簡章上寫的有天壤之別：車間內粉塵飛揚、工人表情僵硬動作機械，問負責人如何計件，對方竟回答不清楚。不僅如此，這家企業不給工人交社會保險，工人須每天上12個小時班，每月僅休息兩天。
薛超的其他幾次企業面試也與以上經歷如出一轍。結合自身體驗以及身邊工友們的經歷，他認為，不少企業都存在克扣工人工資的現象。“事實是，不是工人難招，而是工人難找到好的企業。”薛超說。
在青島的一些企業聚集地，企業對工人的好壞，往往會在工人中間口口相傳。薛超舉例，一家生產石油機械的公司為許多工人青睞。這家公司每天確保8個小時工作時間；因配件成本高，當工人狀態不好的時候允許工人休息。“企業的管理者是真正為員工服務而非暴力管理者，工人享有真正的尊嚴和幸福感，在這樣的地方工作，誰愿意頻繁跳槽？”
隨著打工者的流動，他們與企業之間的信任裂痕日漸增長，而勞務派遣行業的亂象在某種程度上又拉大了這一裂痕。
“目前幾乎所有企業都在做勞務派遣，非法中介越來越多，很多非法中介通過克扣工人工資及保險費等方式獲取利潤。整個行業監控力度差，這無形中導致工人和企業之間互不信任。”吳銘舉例，某企業從未向其招收的大學生收取集體宿舍押金，卻向與其簽訂合同的工人收取每人100元的住宿押金。
“對我來說，企業就是打工賺錢的地方，不會有什么認同感。”來自臨沂的小劉坦言。
2012年1月，新市民家園針對200名在青島工作的新市民所做的問卷調查顯示，30%的被調查者表明自己年后將離開青島。結果顯示，工資待遇低、福利有限，晉升及獎懲制度不完善；工作環境及管理人員態度惡劣；加班較多，工作累，且工作與收入不成正比；放假時間短，節日期間請假難；工作及企業缺乏吸引力，沒有歸屬感等成為員工辭職的主要原因。
臨時工市場異常繁榮
一方是發生“用工荒”的企業，另一方是因工資待遇、工作環境、勞動強度等不愿委屈自己的打工者，在共有的生存壓力之下，臨時工現象增多。
沒有合同束縛，有一定自由度，不用擔心請假不好請，也不必過多受勞動強度、提升空間等因素干擾——據薛超觀察，越來越多的打工者開始加入臨時工大軍，不少企業也對臨時工日漸依賴。
新市民家園做的調查報告顯示，三成被調查者屬于臨時工，而這一工作性質決定了這部分外來務工人員本身流動性較大。非法黑中介應運而生。他們的職責就是為急需人手趕制訂單的企業和有意愿的打工者牽線搭橋，再從中賺取提成。目前臨時工的市場價格一般在每小時7元～10元不等。
臨時工市場的繁榮遠非一般人能想象。據薛超了解，有的黑中介一天最多能運送兩三千名臨時工趕往各個工廠。他曾親眼目睹過一輛9人坐的小面包車內，居然一次性塞進18個成年打工者。
青島市人力資源管理協會對短期工所做的問卷調查顯示，青島的短期工以男性、中年、普通工人為主，多數集中在建筑施工行業及化工、機械制造行業，工作時間較長，70%的受訪者表示每周工作時間在56個小時以上。
顯然，臨時工的大量涌入給與企業簽訂正式勞動合同的打工者們心理帶來了一定沖擊，甚至會影響他們的去留。薛超曾聽到在附近企業工作的工人們抱怨，這些臨時工想來就來想走就走，而且賺的錢不比自己少。薛超認為，“這可能刺激更多人加入臨時工行列，從而加劇一些企業的‘用工荒’現象”。
薛超擔心的是，臨時工市場暗藏的諸多陷阱：沒有勞動合同意味著臨時工的權益得不到保護，社會保險問題怎么辦？一旦出了工傷誰來負責？
上述調查結果顯示，企業的信用問題（如拖欠、克扣工資等）確實是青島的短期工反映最多的問題。
對企業而言，雇傭臨時工同樣是出于無奈。“每雇傭一次臨時工，就意味著需要從頭開始培訓，培訓成本必然會有所上升，加上臨時工多數都是非熟練工，難以保證訂單完成質量，對企業長久發展顯然不利。”薛超說。
亟須調整“兩個結構”
如今，陳蘭濤仍然堅持自己兩年前的看法，認為“用工荒”現象在較長時間內不可逆轉。
在他看來，諸多原因導致該現象出現。
首先，第一代農民工目前已人近中年，受傳統觀念影響，不愿再外出打工；比如，很多企業前往西部安營扎寨，當打工者發現在家門口企業工作就可以賺得同外出打工一樣的錢時，還有什么理由外出呢？
回鄉沒多久，李賢賢便發現，有親戚在離家不遠的一家手套加工廠工作，月工資2800多元，而自己在青島打工時每天加班才能拿到這么多錢。薛超和工人們曾算過一筆賬，如果在青島這樣的沿海城市打工，每個月的生活成本大概如下：吃，400元；住，200元；電話費，100元；衣服，平均每月110元（按最低標準算:一年買3雙鞋300元，褲子400元，上衣500元，包、首飾等100元）；業余生活，400元（包括買生活日用品200元，娛樂100元，人情往來100元）。
“如果月工資2000元的話，按以上開支，每年能節余8000元左右，事實上往往存不了這么多，可見在城市生活成本高，也是很多工友返鄉的重要原因。”薛超說。
其次，新生代勞動力數量減少；再次，新生代農民工認為沿海城市生活成本高，城市吸引力不足，他們對工作環境舒適度的關注遠甚于父輩。不同于剛打工時的迷茫，如今的小雷對新工作有著很清晰的標準：工資高些，不要太累，工作環境整潔，住宿要有洗浴間，餐廳要大，最好要有一定時間看書學習。如果可能，他希望早日結束漂泊的打工生涯，做一名圖紙設計師。
在薛超看來，打工者之所以頻頻跳槽，很重要的一點是缺乏很好的人生規劃，在他身邊不乏有工友一年間換七八個工作。但薛超認為，“這樣成本太高”，他建議打工者先學技能，謹慎跳槽，循序漸進地完善職業生涯。
為緩解很多企業缺工嚴重的問題，陳蘭濤認為，目前亟待調整“兩個結構”：調整城市的經濟結構，減少對制造業的依賴，應發展以服務業為導向、低碳、高附加值的行業；調整人力資源結構，鼓勵更多大學生去基層工作。
不過，李賢賢從未將自己的決定和這場令不少企業談之色變的“用工荒”聯系起來。準確地說，她壓根兒沒聽說過“用工荒”這3個字。對已離開的這座城市，她有種“特別復雜”的感情。再過兩年半，在青島上大專的弟弟該畢業了，她希望弟弟能留在青島成家立業，這樣她就有充足的理由再回來看看這座城市，就跟當年姐姐對她的期許一樣。（應采訪對象要求，部分求職者用的是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