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春運大潮已于前日正式啟動。國務院新聞辦透露,40天時間內,將有31.58億人次流動,中國歷年春運中出行人數首次突破30億人次。媒體稱這等于“全國人口整體遷移兩次”。與此同時,交通部門尤其是鐵道部也像往年一樣成為輿論焦點。
春運是一個交通問題嗎?當然是。但是,春運問題又不只是一個供不應求的交通問題。“全國人口整體遷移兩次”背后,有中國經濟模式與城市化路徑選擇的真問題。
“全國人口整體遷移兩次”,本來并非什么壞事,甚至還是一件好事。因為客流量的增長,意味著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以及經濟的繁榮。在計劃體制下,當人口都被牢牢束縛在單位制和農村土地上,自然沒什么人口流動,也就沒有客流如潮,更遑論春運難題了。市場經濟的推進,回家過年的傳統習俗,讓春節期間的客流噴涌,是可想而知的現象。西方國家在圣誕節期間,想必也會有類似的客運高峰。
問題在于,我們的“春運”成了一個難題,以至于市場規則也對它無能為力。這個難題,難就難在龐大的農民工數量高達2.42億人,其中外出就業1.53億人。相對于31.58億人次來說,這個量級不算龐大,但這部分候鳥式的人群,是長距離運輸的一大主體。春運期間,短距離客運并不難,長距離客運才是難題。鐵路作為長距離、大容量、相對便宜的交通運輸手段,因此成為難題中的眾矢之的。
春運困局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愈演愈烈。長期以來,中國踐行以出口拉動為重要動力的經濟增長模式,這種增長模式建立在廉價勞動力的基礎上。在東南沿海率先開放的格局下,農村廣大剩余勞動力從西向東流動。勞動力的生產要素越來越自由,城鄉二元的社會結構卻沒有隨之改變。農民工的身份,仍然被牢牢地束縛在土地和戶籍制度上,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并沒有隨著工業化而齊頭并進。這種城市化路徑的選擇,其正面意義在于,避免掉入拉美和印度那種兩極分化嚴重、貧民窟遍布的城市化陷阱;但從負面看,則意味著我們只要農民工的勞動力,卻不愿為他們的其他部分埋單。這些部分包括自由進城、平等的國民待遇。春運難題背后,實質是農民工在承受著某種犧牲。
顯然,春運不只是一個交通問題,也就不能頭痛醫頭。從根本上講,春運難題的解決,是要盡量達到供需平衡。但是,按春節期間客流量來大幅增加運能供給,是不可能的,也不現實。因此,必須減少春運需求,尤其是長距離需求。而“漲價學派”所鼓吹的自由漲價手段,治標不治本,減少的只是暫時需求。中國特色的春運需求本身,除了正常的回家過年需求,還有過去經濟增長模式和城市化路徑催生出的巨大畸形需求。
今天的中國,已經到了經濟轉型和城市化提速的拐點。這是解決春運難題的必由之路。如果仍然把春運難題局限于交通上,就是刻舟求劍。經濟轉型,意味著區域發展格局改變,產業由東向西雁陣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就近就業成為可能;同時,隨著城鄉壁壘逐漸被打破,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可以入城安家落戶。斯時的春運,即使全國人口仍然“整體遷移兩次”甚至三次,也只是一個客運產業的經濟學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