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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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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王勇平被解除了發言人職務。不過，年終回望的時候我覺得完全可以說，2011年，王勇平以犧牲自己的代價向整個中國社會發出了提醒：現在，“信不信”的問題，已經以前所未有的緊迫性出現在我們面前了。
對王勇平當天的表現，我不愿意用太多的形容詞去批評。因為那種情勢下，任何一個舌燦蓮花者都未必能比王勇平表現得更好，哪怕是后來用6000多字去批評王勇平的前教育部發言人王旭明。因為王勇平的角色承受的是兩種話語體系的斷裂。
我們來剖析一下這句話。這一句話的主干是“你信不信？我信”，但話的關鍵卻在當“枝葉”用的兩個修飾詞：“至于”和“反正”。“至于”的意思是，“你”信不信，無關緊要。“反正”的意思是，“我”說了，你就得信。
“你”是誰？“我”又是誰？答案很淺顯，意義很深刻。
(二)從說教時代到說服時代
2011年的新聞事件依然形色多彩，不過剝去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的表象，其實看到的是同一個問號：公眾信，還是不信？
一個農民，8個月偷逃了360多萬的過路費，你信不信？郭美美的愛馬仕是干爹送的，你信不信？我國的宏觀稅負是遠低于世界水平，你信不信？“中華脊梁獎”你信不信？日本大地震后的“謠鹽”，你信不信？……
甚至在一些不那么有宏大意義的領域，也存在這樣的信不信：你信不信防輻射服沒有用？你信不信千滾水不能喝？你信不信米飯被罵能變黑變臭？……
這些事件旁邊，其實總有一個人或一群人，通常還是掌握著一定權力和話語權的一個人或一群人在大聲喊“我反正信了”。換到以前，大家或許也就跟著信了。但現在不一樣了，因為“說教時代”已經過去，“說服時代”已經到來。
(三)不信的后果
“信不信”并非是2011年才出現的問題。跨越2007和2008年的周老虎事件，已經考驗過社會的信任維度。拼出來的虎照旁邊，陜西省林業廳的官員們齊聲大呼的，其實也就是這句“我反正信了”。如果說在2008年，我們還可以因周老虎的最終破產而歡呼“質疑精神推動公民社會”的話，3年過去，累積下來的“信不信”效應和對“我反正信了”的調侃，已經顯示出了阻力效應。
其實，2011年中國的成績一如既往地精彩：全球經濟這邊鬧金融風波，那邊出債務危機，而中國卻正式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財政收入增幅近20%，人均GDP達4400美元，進入“中等”門檻。天宮和神八完美對接，北斗上天，形象片登陸紐約。
但是因為“不信”太多，公眾對這些劃時代的進步似乎缺乏以往的熱情。因為“不信”，紅會百年的聲譽幾乎毀于一旦，慈善事業遭受重大打擊；因為“不信”，本該為中國經濟助推的高鐵不得不降速；因為“不信”，跌倒在地上的老人屢屢沒有人敢扶。就連A股的“十年不漲”，也能看到“不信”的影子。
因為“不信”，輿論和社會資源大量浪費在了爭吵和互相指責中。另一個惡果是，因為對“反正信了”的反感，有人對一些漏洞百出的謠言，也以“我反正信了”的游戲心態去接受，去傳播，把整個世界更加攪得真假莫辨。
背黑鍋的不止是一個被斷章取義的北大校長，受害的也不止是一個因不相信醫生診斷而幾乎斷送性命的“八毛門”患兒，“反正信了”的語境，最大的傷害是動搖了社會進步的根基——真相和共識。
(四)誰的錯
不管王勇平是否愿意，在那場發布會上，他實際扮演的還是說教時代的“發言人”。我相信王勇平其實是試圖以更為“親民”的話語來回答記者的，但是因為他傳遞的本質還是說教的信息，于是他自以為的幽默成了笑柄，他想說服記者的努力成為了“雷言”。
說教時代是不需要共識的。因為那種共識本身只是說教的產物之一而缺乏可信度。而說服時代則不一樣，無論辯論雙方的觀點多么迥異，交鋒多么火星四濺，要讓交流成為有意義的辯論而不是無意義的互噴，雙方必須有共識，否則就是雞同鴨講，“信不信”永遠沒有答案。雞同鴨講的后果，就是讓整個中國失去前進合力，成為一團散沙，這個時候就不得不停下發展的腳步去重建一個共識，然后再尋求發展。而在當前的國內國際環境下，我們能承受得起發展停滯的巨大代價嗎？
具體的做事方式、具體的行進路線可以有爭議，但是前進的基礎和目標，價值取向則必須有共識。廣義的共識，就是中國能夠健康地現代化。而“我反正信了”的態度，是在摧毀共識形成的基礎，這樣的語境和話語體系是必須徹底被消滅的。
描述成績和進步的新聞，總是被“與實際感受不符”所質疑。原因就在于有人還希望回到“我反正信了，你也得信”的時代，不愿意拿出證據來告訴公眾“為什么信”。“信不信”的危機正在由社會焦慮的形式表現出來，主要責任在誰，已經很清楚。
(五)動車事故調查報告
所能慶幸的是，在2011年的年末，我們看到了一份挽回“信不信”危機的生動標本——“7·23”動車事故那份長達3萬6千字的調查報告。一向甚為嚴苛的新京報社論這樣給予這個報告“高分”：其一，這份報告展示了“7·23”動車事故發生的全貌，還原了與事故相關的每個環節，事故發生過程的描述甚至精確到了以“秒”為單位；其二，報告并非自說自話，而是充分考慮了民眾關切，比如對“提前結束搜救”、“掩埋車體殘骸”等網友和媒體當初的質疑，都有相應的回應；其三，報告還展示了民眾很多不知情的內容，如動車信號設備研發過程中的混亂、不負責任等；其四，調查報告還包括鐵路部門的整改以及對54名責任人的處分，讓民眾對未來增加信心與信任；其五，報告在文本上力求通俗易懂，盡可能讓普通民眾接受，比如，對涉及動車的專業術語附有3000多字的說明。
確實，這份報告雖然還存在著可質疑的部分，但在各個細節的具體回應中，我們看到共識被樹立：一切以事實為基礎，以杜絕類似事故為目標，以中國的健康進步為最終的價值取向。
(六)迎接“說教世界”的末日
在世界末日的調侃式恐慌中迎來2012，同時也迎來“說服時代”。其實，2012是世界末日的說法，也是美國大片打上的娛樂符號而已，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呢？或者說有多少證據能說服大家相信呢？迎接說服時代需要共識，對官方來講，建立共識的最重要手段是拿出讓公眾看得見的事實來作為證據。沒有證據的說教，在這個時代只能被“不信”。這方面反面的例子太多，也有正面的例證：越來越多的人相信樓市的調控確實開始見效了，因為房價下降是能感受到的事實，而不是出現在文件和報紙上的口號。
2012不是世界末日，如果說是，也希望是“說教世界”的末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