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去看望家住城郊的親戚,幾年前,親戚所在的村子被“城市化”,土地變成了高樓。但住上樓房的他們似乎并不快樂。親戚家以前是養殖戶,給城里供應蔬菜、家禽,生活算得上小康。而失去土地后,現在只能到處打工維持生計,辛苦勞頓不說,生活質量也下降了。
由此想到媒體熱議的城市化話題。有專家指出,目前有1.28億生活在城鎮里的人沒有城鎮戶口及享有城鎮居民待遇。為此,有媒體呼吁:中國城市請慢些走,等一等徘徊在城市屋檐下的1.28億人,歷史上欠下的賬,現在到了該還的時候。
但這筆帳由誰來還,怎么還?關鍵是在各地競相追求城市建設速度、規模和土地收入的大背景下,誰有心思反思與回答這一問題?
和大多數中國城市一樣,筆者所在的一個縣級市,也在快馬加鞭中行進。十來年間,這里的城區人口已經由以前的不足10萬人,發展到50多萬,大量的城郊土地變成了高樓。但失地農民被城市化后,很多人卻面臨“種田無地,就業無崗,社保無份”的困境。根據規劃,再過3~5年時間,這里將建成“大城市”。我粗略計算了一下,如果按照2010年版《中小城市綠皮書》上“市區人口100萬~300萬為大城市”的界定,即使用5年時間進入大城市門檻,每年還需10萬新人入城,而這部分人的主力當是城郊農民。如此一來,筆者擔憂,老問題沒解決,新問題卻在疊加。
據報道,我國用30年時間走過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歷程。但有專家指出,這種“大躍進”,在促進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的同時,存在的風險也不容小覷:我國每年新增城鎮人口約1000萬,每人所需建筑面積應為60平方米,但目前城鎮建設的竣工面積已達每人130平方米,超出一倍多;近年來,全國土地出讓每年平均達660萬畝,合理的城鎮用地增長系數應為1.12,而我們卻達到了1.91,已對有限的土地資源提出嚴峻挑戰;一些城市在建設中互相攀比,急功近利,公共工程建設跟不上城市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一場暴雨就能帶來較大的災難,造成交通癱瘓。
資料顯示,改革開放以來,通過低價征用制度,從農民手中轉移的利益約有15萬億人民幣,而賣地補償給農民的不到其中的5%。土地問題已成為農業稅取消后,影響農村社會穩定和發展的首要問題和焦點問題。而與此同時,一些城市地域卻在急速擴張:小城市希望變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希望變成大城市,大城市希望變成特大城市,甚至是“世界城市”。
現在,我國城市已呈現明顯的“三元格局”:一個是城市居民社會,一個是城市失地農民社會,一個是漂泊于城鄉之間的農民工社會。城市不僅要解決自身問題,也面臨農村和農民問題。如果片面追求城市化率的數據與政績,任由問題累加,讓城市化徘徊在改革的半程,表面看犧牲的是農民利益,實際傷害的是國家肌體,隨之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最終要由全社會埋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