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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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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近歲末，盤點一年的重要事件，喬布斯的離世顯然要算一件。作為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企業家，他帶給全世界的決不僅僅是讓用戶愛不釋手的一系列蘋果產品，也許更重要的是，他身上所體現出來的那種經久不衰的企業家創新才能。正是這種創新才能構成了推動美國經濟增長的原始動力，也成為美國獨領信息經濟時代風騷的秘訣。
對于一直在強調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以便提高經濟增長效率的中國而言，喬布斯式人物的可貴自然無庸贅言。就在前幾天，溫家寶總理在江蘇調研時還念念不忘地期盼道，中國要有“喬布斯”，要有占領世界市場的像“蘋果”一樣的產品。聯想到幾年前，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也曾有過“為什么上海出不了馬云”的詰問。從“俞正聲之問”到“溫家寶之盼”，恰恰凸顯出中國長期缺乏具有市場震撼力的、能夠持續創新的企業家這一尷尬現象。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何在？是政府重視不夠？還是中國具有企業家才能的人太少？
事實上，政府很重視優秀企業家的培育。各級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為了發掘本地的企業家可謂費盡心機，在實施鼓勵性政策方面更是不遺余力。以筆者在各地調研了解到的情況來看，各地政府往往有自己的一個重點扶持企業名單，能夠進入名單的企業都是本地的佼佼者，甚至是國內某一產業的引領者。這些企業已經取得的令人驕傲的市場業績，似乎證明其當家人具備成為優秀企業家的潛質，為了讓這些企業家能夠更快地把企業做大，各地政府通常會對這類企業采取各種扶持措施，慣用的有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譬如所得稅的減免、用電用水的優惠價格、高科技項目的財政資助；力度更大的則是以遠低于市場價格的方式提供土地和資金等生產要素。然而，這些政策措施卻鮮有讓政府扶持的企業成長為具有國際競爭力大企業的個案。
答案也不應是中國缺乏具有突出創新才能的企業家。從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的事實看，中國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體制外的民間創業和民營企業發展所創造出來的，這說明企業家才能在生產性領域得到了大量運用。而且，在此過程中也確實出現過不少名噪一時的企業家，然而，他們的問題在于缺乏像喬布斯那樣的持續創新能力。
正如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曾經說過的那樣，企業家才能在任何社會都廣泛蘊藏，一個國家的經濟能否繁榮，不能用企業家才能的多少來解釋，而要看企業家才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用于生產性的創業創新活動，那么就能帶來財富的創造；如果用于非生產性乃至破壞性的尋租活動，那么就會帶來財富的消耗和社會的貧乏。鮑莫爾強調，企業家才能在這兩種后果截然相反的活動上會進行怎樣的配置，取決于兩種活動給企業家所帶來的回報大小，而決定這種回報結構的乃是一個社會的游戲規則，即該社會的主導性制度安排。由此來看，制度環境才是能否成長出喬布斯式人物的決定因素。
按照鮑莫爾這一分析框架，我們可以重新審視中國為何缺乏喬布斯式人物這一現實意義重大的問題。筆者以為，正是政府對所謂重點企業的扶持政策讓中國陷入到出不了優秀企業家的困境之中。這些政策一方面會對既有的發展勢頭良好的企業中的企業家產生捧殺效應，同時又會對潛在的企業家產生扼殺效應。
所謂捧殺效應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優惠性扶持政策會提高投資的收益水平，從而給企業家傳遞產業發展前景的錯誤信息，導致企業家低估市場風險而在某一個產業領域進行過度投資，這種情形在各地政府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過程中表現得最為突出。譬如對于光伏產業，地方政府往往向一些明星企業采取優惠電價、用地優先且價格低廉、提供政府性風險投資等支持措施，助長了企業盲目擴張的沖動，結果一旦外部市場發生波動，它們則陷入到巨額虧損而難以為繼。二是向所謂重點企業大量提供低價生產要素的政策，會誘使企業家將精力從主業偏離到具有短線賺錢效應的活動上去，從而最終喪失主業的競爭力。比如說，地方政府把一些地段優良的地塊低價批租給重點企業，在過去幾年房地產開發利潤豐厚的大背景下，無論是珠三角還是長三角，都有太多業內翹楚企業放棄主業轉攻房地產的例子。一旦金融危機逼進，由于主業創新能力不足，加上房地產業的調整，不少企業就此一蹶不振。
所謂扼殺效應也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掌握資源配置權的政府通過行政手段把大量資源向所謂重點企業傾斜甚至通過市場進入管制為這些企業創造盈利機會的同時，那些潛在的具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家卻由此受到極度不公正的待遇。這些潛在的企業家不但比在位企業家獲取資源的難度大、價格高，而且甚至會被取消進入相應市場的權利，從而降低了企業家才能從事生產性活動的收益，對創新產生抑制作用。二是既然大量經濟資源的配置權掌握在政府官員手中，那么，這必然誘使許多人把企業家才能轉移到尋租用途上來，即通過勾結官員，共謀攫取社會資源來獲得暴利，從而對在實業領域通過創新來獲得財富的活動產生負向激勵。
基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中國不缺乏具有成為喬布斯式企業家的人才，而缺乏這些人才成長為喬布斯的土壤。正如有網友調侃的那樣，如果中國的相關制度環境不發生變化，即便喬布斯到了中國，也只能忙于到民間去借貸、設法向土地部門拿地、熱衷制造山寨產品、投身房地產開發、天天“跑部錢進”，沒有心思去貼近市場做產品創新。制度環境調整的一個關鍵之處就在于政府角色的轉換，如果政府能夠放棄運用行政手段去配置各種經濟資源，轉而為具有優秀企業家才能的人們創造更好的宏微觀經濟環境，那么，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一定會涌現出像喬布斯一樣的世界級企業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