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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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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是世界幾乎所有國家無法根除的痼疾。即使美國也有大量流浪漢，1/7的人生活在美國的貧困線之下。歷史告訴我們，國家的努力對消除貧困至關重要，但國家對解決貧困問題又是包辦不了的。打個比喻，它相當于反貧困戰爭的“空中支援”。貧困人口的自身努力，永遠是戰勝貧困最終起決定作用的“地面進攻”。
美國人類學家阿瑟·劉易斯早在1959年就提出“貧困文化”的概念。它特指貧困人口對其處境的宿命感，以及對走出困境的文化惰性。破解貧困文化，是中國加強物質扶貧的同時切不可忽視的。甚至，精神扶貧也許應當走在前頭。
試想三十幾年前，中國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大貧困戶”。我們從發達國家得到一些援助，但真正幫這個國家走向脫貧的，是改革開放的觀念轉換。在此之前我們安貧樂道，津津有味地過著與世界潮流格格不入的生活。但轉眼之間我們就變了，成了全世界最拼命工作、也最會掙錢的人群之一。
其實今天中國的貧困人群，有一些是特殊原因所致，也有一些是當年中國的縮影。致貧的主客觀原因復雜地纏在一起，社會要做的是幫他們把這些死扣一一解開，并激勵他們鏟除之。
中國的反貧困運動，與中國社會追求公平的思潮形成了對流。如果這兩股力量契合得好，就會加快貧困人口在觀念和文化上向富裕人口的追趕，社會就有可能圍繞這個目標使力。如果二者“對流偏了”，就會導致社會在計算扶貧物資多少才算“公平”時爭論不休，扶貧就會成為國家為求社會穩定而息事寧人的手段。
中國社會輿論已經復雜化，“公平”越來越不僅僅是社會大多數人的正當愿望，而且漸漸成為一個有力量的政治口號。政治口號的特點都是不僅追求實質的落實，而且要求形式上的一致和正確。它對真正實現公平形成推動和干擾，都是有可能的。
中國的反貧困運動一定要讓接受救助的人群(除了老弱病殘)變得越來越勤奮，越來越有志向，而不是相反，使他們對救助越來越依賴，認為不做自我改變的人生也完全可以過得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要求國家對改變個人命運承擔責任的呼聲，在中國輿論中近年來不斷加強。一些非貧困的、但收入不高的人面臨致富困難時，同樣有社會幫助和個人努力兩個杠桿。如果他們的個人努力更有成效，產生的激勵會延伸到貧困人口。如果他們對社會提供幫助的要求不斷增多，同樣也會向下傳遞。
所以說，反貧困運動成功與否，有賴于整個社會鼓勵奮斗的大氛圍會給它提供多少支撐。有人提出，今天中國社會談論“勤勞致富”比改革開放初期少多了。這個提示值得思考。
中國有13億人，越來越多的好運氣在這個國家上演，但它們輪到我們頭上的幾率太小了，我們大多數人還得靠自己。其實很多中國人也真是這么想的。中國今后要做的是，讓這樣想的人越來越多，不這樣想的人越來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