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最新一期《外交政策》雜志上發表了題為《美國的太平洋政策》一文,明確表示美國今后的戰略重點將向亞洲轉移。
克林頓在文章中說:“未來的政治將決定于亞洲,而不是阿富汗或伊拉克。美國將置身于行動的中心……今后10年美國外交方略的最重要使命之一將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在外交、經濟、戰略和其他方面——鎖定于亞太地區。”
克林頓的話新意不多。前年夏天,她曾在泰國高呼“美國回來了!”美國比過去更加重視亞太地區,尤其是軍事方面的投入。美國的“重返”深深鑲嵌進亞洲政治、經濟和安全的有關問題之中。
“美國回來了”是麥克阿瑟的名言。在太平洋戰爭中,這位一度敗在日軍手下的美國將軍在重登菲律賓的土地時,如此宣示美軍反攻勝利。60多年過去了,今日亞洲與當年截然不同,美國既沒有在亞洲敗在誰的手里,也沒有失去什么。美國從亞洲近二三十年的發展中獲得巨額收益。當然,亞洲國家也從同美國的合作中獲得不少好處。
美國從未離開亞洲,何來“重返”?這些年來,美國眼見亞洲國家經濟迅速發展,新型合作格局正逐步形成,生怕錯失亞洲發展的快車進而失去對地區事務的主導。“重返”一方面是為了從地區發展中獲取更多收益,同時也是要鞏固美國的霸主地位。克林頓對這一點直言不諱:美國愿意繼續參與并發揮領導作用。
美國“重返”至少面臨兩個方面的挑戰。
首先是如何學會同中國相處。美國“重返亞洲”讓有關中美沖突的論調進一步活躍起來。不少西方學者認為,美國重申地區事務主導權是針對中國之舉,因為只有中國的崛起才有可能挑戰美國的霸權。而個別亞洲國家也希望借助美國特別是其軍事力量形成對中國的所謂戰略平衡。如果華盛頓將這樣的思路確定為“重返亞洲”的戰略基礎,中美關系將面臨零和游戲的危險,美國非但無法從亞洲發展中獲利,也難以在地區安全問題上發揮正面作用。
其次,要發揮領導作用,光有雄心壯志是不夠的。美國在亞洲的地位歸根到底取決于現實投入。這種投入只能是推動地區經濟發展和各領域合作的建設性力量。借加強軍事存在來顯示自身不可替代的價值,終將是一條走不通的老路。一些亞洲學者已經感到擔心:一旦美國在發揮領導作用方面有心無力,會不會索要更多的“保護費”?會不會用不光彩的手段挑起事端?
對亞洲而言,發展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亞洲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只會越走越近,而不是越走越遠。亞洲的舞臺十分寬廣,美國“重返亞洲”缺乏的不是活動空間,當務之急是擺正心態,想清楚“回來了”到底干點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