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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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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最新一期報道了溫州的經濟轉型，題目叫《溫州GDP接力賽，民企交棒，政府接棒》，說溫州的民企產品無法升級換代，又加上受到宏觀調控導致的資金緊張、勞動力成本大升的影響，雖然躲過了2008，卻紛紛跌倒在4萬億大躍進實施后的第三年里。溫州市委、市政府因此坐不住了，不過卻不是擔心這些民企的生死，而是擔心近年來溫州的發展速度由浙江省首位后退到全省末位。在GDP優先作為考核指標的中國，這意味著執政者無作為，由領先而殿后，更會被看成是某種無能。
不想無所作為，更不想無能，因此政府要出手了。據報道，當地政府認為溫州發展暫時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投資率不足(從37%下降到2010年的31.8%)，尤其是政府在公共品領域的投入不足。”于是首先想到手中還有土地，甚至溫州市區還有閑置的土地可以加大投資。報道中有一個測算，說是僅溫州十大國有企業就有6000畝土地沒有開發，價值接近600億元。其他尚有各種流轉成為商業用地的土地近4萬畝，價值更是不可小覷。總之圍繞著土地是財富之母做文章，本屆或下屆政府的G DP似可無憂矣！
但這恐怕忘了土地是剛性的，不可能無限供給。“十二五”有土地可開發，“十三五”、“十四五”呢？土地是財富之母本是亞當-斯密的話，此時大約只能它是G D P或者財政之母，而不是財富之母，尤其不是一地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
從溫州十大國企掌握的土地測算，溫州不過新增600億元土地財政而已，即便按開發成為商品房賣出去的價值算，也就大約1800億元，和萬科2010年商品房銷售金額是一個數量級，而萬科不過是一家開發商而已。比之溫州民企的整體形象，無論是經濟體量、經濟品質，還是為中國發展帶來的輝煌以及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所作的突破，這1800億要小得太多太多了。
假如溫州GDP的發展，以民企交棒，政府轉身變成一個萬科接棒，真不是值得高興的事。這等于說中國草根經濟生命力最為頑強和中國制造最為典型的溫州模式，需要靠當地政府搖身一變為地產商來挽救。如此的可持續發展，豈不可悲？
溫州的經濟發展，從來不是國家主導的結果，更不是國家故意為溫州放松各種管制的結果，而是溫州人篳路藍縷，從好臟、好亂、好苦、好難之中殺出來和熬出來的。這其中或有這樣的不足，或有那樣的不合常理，但就像中國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一樣，溫州模式走到今天與其說是哪一個天才事前預料到的，不如說是一種被遺忘、被忽視，而在暮然回首之中的當驚世界殊。
現在的溫州已非吳下阿蒙，它所碰到困難影響就大了，以前它碰到難題可以自己解決，現在就需要政府出面接棒了。如此理解似無可辯駁，但怎么理解也不應該是政府搖身一變為地產商的接棒，因為這是對溫州的蔑視，也是對溫州的無知。
溫州雖然困難重重，但依然是中國最有資本和經濟活力的地區之一。首先它的民間有錢，溫州的炒房團、炒礦團，乃至熱炒一切的集資團依然生生不息，更不用說亂象不止的高利貸市場了。其次，溫州還有很多實體依然開足馬力繼續生產著諸多熱賣全球的各種“中國制造”。對此，政府可以設想溫州經濟的轉型，但它所要做的不是用自己有形之手，以地產商的身份加入到溫州地區的市場運行之中，而是要將本來屬于市場的東西，更完整地還給溫州土生土長起來的企業！
這種歸還，對于實體可能還好說，制造紐扣和小五金早非國有勢力可以染指的了；而對于民間資本如何進入現代金融的商業模式，是否可以網開一面試一試呢？土地供給是有限的，資本流動卻是無限的，從這個角度說，與其想到土地財政，不如設想溫州的金融開放。在金融資源和市場準入都是政府高度管制的中國，民間有錢的溫州率先實現資本市場化，恐怕是政府對溫州轉型能夠馬上做到的唯一積極的辦法了。
溫州從30年前做各種假貨，到今天差不多成為中國不規范但最為熱鬧的資本輸出地區，其發展過程中的各種轉型，最令人容易想到的就是資源匱乏的山國瑞士，一個昔日窮國成為奢侈品制造和金融服務全球的經濟強國。雖說把歐洲的瑞士比作中國溫州的未來這想法有點浪漫過頭，但比之政府出面當地產商搞轉型，無論如何都靠譜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