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國家發改委一帶一路建設促進中心主任翟東升
從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到兩年前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舉辦,“一帶一路”從愿景到現實,正在朝著和平、繁榮、開放、綠色、創新、文明的方向不斷走深走實。
正在北京召開的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更是吸引了來自全球100多個國家的數千名代表與會。
在會議召開之前,圍繞本屆高峰論壇將如何共同推動“一帶一路”合作實現高質量發展等問題,《中國新聞周刊》專訪了國家發改委一帶一路建設促進中心主任翟東升。
從“大寫意”轉向“工筆畫”
中國新聞周刊:貫穿本屆論壇的主線是共建“一帶一路”實現高質量發展,為什么制定這樣一個主線?
翟東升:2019年是“一帶一路”建設推進的第六年。和五年前相比,無論國際還是國內形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就國際形勢而言,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開始奉行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使國際經濟秩序出現波動,中美貿易摩擦加劇。但與此同時,經過五年的努力,“一帶一路”倡議已經得到了國際上的普遍響應。國內而言,中國自身已經從高速發展進入高質量發展的階段,十九大提出要提高對外開放的層次和水平。可以說,“一帶一路”建設已經進入第二個階段。
2018年8月27日,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5周年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一帶一路”建設已經從謀篇布局的“大寫意”階段轉向精雕細琢的“工筆畫”階段。以此為標志,此后“一帶一路”的工作重點發生了重大變化。
在第一階段,主要是頂層設計和政策機制的構建上。目前,頂層設計基本完成,重點轉向施工。所以,第二階段的特征非常清晰,是以項目建設為重點,抓落實。要干實事,出實招,見實效。圍繞項目建設的一些配套措施和政策也要進一步完善。
中國新聞周刊:本次論壇首次舉辦企業家大會,為工商界對接合作搭建平臺。這一新增環節的用意是什么?
翟東升:這樣做更呼應了共建“一帶一路”的性質和定位。“一帶一路”本質上是一個經濟合作的倡議。外界總是將其解讀為地緣政治戰略,給它涂上政治或軍事的色彩,這是不準確的。中國一直在倡導,共建“一帶一路”要堅持遵循市場規律,以市場需求為主導,以企業為主體。舉辦企業家大會可以突出企業的主體地位,強調“一帶一路”的經濟合作屬性,這是非常有必要的。
互聯互通仍是重中之重
中國新聞周刊:此前五年,在“一帶一路”建設初期,基建先行。在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方面,是否實現預期目標?
翟東升:基礎設施建設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頭戲,也是基礎,從五年來的成果看,遠超預期。
但也要看到,相較于巨大的市場需求而言,現有成果只是階段性的,基礎設施建設潛力非常大。下一階段,“工筆畫”的線條是重大項目,而重大項目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產業投資和境外園區的建設。尤其是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涉及鐵路、公路、港口、能源管道、水利設施、城市市政設施等多種門類,仍然是下一階段建設的重中之重。
中國新聞周刊:五年以來,中國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有哪些經驗可以讓國際社會借鑒?
翟東升:在國家間戰略對接上,中國做得比較成功。雖然“一帶一路”是中國提出的,但這不僅僅是中國的戰略,而是和世界各國一起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平等合作,共同發展。各國都有自己的發展戰略,中國和他們的戰略進行對接,在找到雙方戰略契合點的基礎上協同推進。
以俄羅斯為例,它主推的是歐亞經濟聯盟,于是中國加強和俄羅斯在中亞地區的合作,這是歐亞經濟聯盟和“一帶一路”重合的部分。中國通過采取這種國家間的戰略對接,讓更多國家逐漸認可接受了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聯合國也指出,“一帶一路”倡議與聯合國在2015年通過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達到了完美的和諧。
習近平主席要求在共建“一帶一路”時堅持正確的義利觀,以義為先、義利并舉,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為。也就是要算大賬,不能只算經濟賬,目標要放長遠一點。有些國家可以先予后取,有些可以多予少取,特別貧窮的國家某些時候只予不取。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是希望全世界獲得共同發展,互利共贏,不是你輸我贏。這是中國式合作與西方援助的不同之處,中國的對外合作不附加任何條件,都是有商有量,契合發展中國家的心愿。
中國新聞周刊:除了經驗以外,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中方還面臨哪些挑戰?
翟東升:這些年我國企業“走出去”非常迅速,但是大多數企業還沒有實現國際化,缺乏國際化合作經營的經驗。比如,是否熟悉外國的法律,經營過程中是否生態環保優先。人才,尤其是綜合性的人才也普遍面臨短缺,比如一些偏遠發展中國家的小語種人才。這是客觀現實,急不得,只能逐漸積累經驗。
在融資方面,渠道相對單一,還沒有實現多元化融資。以進出口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等政策性銀行為主,而且模式也相對單一,多以貸款這種間接融資的形式,債券、股權等直接融資不夠多。國外資本參與得不夠,這一定程度上把風險集中到我們身上,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共建“一帶一路”的大發展,應該吸納更多的國際金融機構參與進來。
借鑒改革開放經驗
中國新聞周刊:在部分“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投資環境復雜,會面臨很大的地緣政治風險和安全風險。如何有效規避風險對于共建“一帶一路”非常關鍵。對此,您有什么建議?
翟東升:在投資“一帶一路”時,一定要有所為,有所不為。投資項目要仔細篩選,當然首先要有充分的信息。因此,我們要求中國駐外使館、專業化機構要進行風險評估,減少企業投資的盲目性,提前向企業預警。
中國新聞周刊:建設“一帶一路”共建的境外合作產業園區,是促進中國與共建國家經濟深度融合和互利共贏的重要平臺。2018年上半年,“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在建境外經貿合作區82家,新增投資25.9億美元,占中國境外經貿合作區新增總投資的87%。你對這種模式如何評價?
翟東升:在境外建設產業園,實際上借鑒了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建立各類經濟、科技產業園區的經驗,也就是筑巢引鳳。對于經濟基礎薄弱的一些發展中國家而言,建立園區尤其具有現實意義。因為很多“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發展水平低,基礎設施較差,和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很像,國家無法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只能在某一特定區域,進行“聚寶式”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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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有利于產業集聚,形成相對比較完整的產業鏈,使生產成本大幅降低。因此,這種模式受到了很多國家的歡迎,對中國企業自身對外投資也非常有利,單打獨斗風險更大。
但在調研中我們發現,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企業辦社會的現象。受限于一些國家的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務能力,園區內部的醫院、商場、學校,甚至道路都是園區企業來建,幾乎回到了中國計劃經濟時期,從長遠來看會給企業帶來很大的負擔,這也是沒辦法的辦法。因此,中國通過和園區所在國政府溝通,提出我們的關切,要求對方承擔起他們應該負擔的部分。我國向這些國家提供援外資金時,可以要求用于園區配套項目,更有針對性。
中國新聞周刊:高質量發展的另一個關鍵詞是綠色可持續發展,如何在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落實綠色發展的理念,打造綠色“一帶一路”?
翟東升:中國在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之初,就明確要堅持生態優先的發展理念。在實踐過程中,中國政府部門也是這樣要求企業。一方面要求企業在生產和施工的過程中要注重生態修復和環保減排;另一方面,也投資了很多環保產業,包括新能源的建設,比如風電,光伏發電、核電、太陽能發電等。還有對外輸出中國先進的生態治理技術,比如荒漠化治理,污水處理等,中國都已經走在了世界前列。
但也要承認,目前的對外投資中仍有傳統產業。政府部門可以考慮制定“走出去”產業目錄,對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產業,不僅在中國不允許建設,也不允許它們轉移,對企業形成一定約束。還要充分發揮行業協會和商會的作用,推行行業自律和內部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