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3日
星期六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城市化網訊 日前，城市化委員會專家顧問、中國人民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所長金元浦在聊中西文化的世界觀比較時，著重指出了中國和西方在對民族關系問題的處理原則上的不同。他認為，中國有一個傳統，就是既要維護自己民族的獨立，又不向外武力擴張；對于其他民族的侵犯，在采取防御自衛措施的同時，利用道德的教化去“協和萬邦”。這是中國愛好和平、反對侵略的優良傳統，與西方民族主張征服、壓迫別的民族截然不同。
全文如下：
中西文化的基本差異還表現在對民族關系問題的處理原則上，中國的原則是親仁善鄰、協和萬邦、順俗施化、以德懷遠，西方民族的原則是以武力征服天下。
中國有一個傳統，就是既要維護自己民族的獨立，又不向外武力擴張；對于其他民族的侵犯，在采取防御自衛措施的同時，利用道德的教化去“協和萬邦”。這是中國愛好和平、反對侵略的優良傳統。西方在民族方面講究對立和斗爭，許多思想家主張用征服其他民族的辦法解決民族沖突，甚至實現統治世界，這種主張常常被當權的統治階級采納并付諸行動，這就是“征服天下”。中西文化的這一差異，早已被人們注意到。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明代萬歷年間來華，見到明朝的軍備，認為那是他所見到過的世界上數量最龐大、裝備最精良的軍隊，但令他驚奇的是，這支軍隊完全是防御性的，中國人沒有想到過要用這支軍隊侵略別國。20世紀20年代，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來中國講學時曾說過，中國是愛好和平的，不像西方人那樣好勇斗狠。李大釗和陳獨秀也認為中西差異在“一為安息的，一為戰爭的”。
西方民族發展的歷史，充滿了種族對立、相互征服。早在古代，希臘、羅馬和侵入西歐的日耳曼人都以征服其他種族開國，都有武士階級。當時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在為奴隸制辯護時，著重強調希臘人與野蠻人的對立，所謂野蠻人，即非希臘人。他認為，奴隸制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自然的，野蠻人和奴隸是同一概念，希臘人無論走到哪里都不應該成為奴隸，相反，野蠻人天生注定就是奴隸。對外族人的歧視是希臘人掠奪奴隸、土地、財富，不斷向外侵略擴張的心理動力。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不僅為他們征服天下的行為奠定了理論基礎，而且為他們的擴張進行辯護，集中體現了西方民族的好戰天性。
不僅種族差異帶來征服戰爭，宗教信仰不同的國家也彼此對立，時常發生宗教之戰。羅馬帝國后期的基督教思想家奧古斯丁把全人類分為選民和非選民，即注定得救的人和注定滅亡的人。他還歧視反對正統教義的教派，認為異教徒是注定滅亡的人，應該采取殘酷的手段去征服。這種神權論風靡一時，是基督教各族向異教各族進行侵略擴張的理論根據，十字軍東征就是一著名事例。
近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教會勢力的削弱，歐洲各國國王在市民階級的支持下，一方面鎮壓封建貴族、結束封建割據狀態，形成了有統一法律、統一關稅和國內市場的君主集權民族國家；另一方面與教皇和教會作斗爭，擺脫他們的控制。英﹑法﹑德、意等國先后建立了民族國家，形成了一個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和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狀態的共同體。
歐洲各族建立國家后，積極發展生產力，科技飛速進步，特別是軍事武器和航海技術。他們為了尋找黃金，擴大貿易市場，瘋狂對外擴張。于是他們發現了美洲大陸，搶掠非洲黑人并賣為奴隸，出現了殖民大戰。英國曾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國，號稱“日不落大帝國”，亞洲、非洲、美洲大片地區被其征服，成為它的殖民地。這是西方民族征服天下的有力佐證。
與他們的行為互相促進的是，西方人歷來崇拜勇猛善戰的大征服者，古代的愷撒大帝和后來的拿破侖·波拿巴都是他們崇拜的偶像。
總之，一方面保持自己民族的獨立和自由，另一方面又主張征服、壓迫別的民族，是西方民族的重要特點。
中國自秦漢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作為主體民族的漢族，也不是由哪個單一部落發展而來的，而是歷史上融合、同化了許多其他民族而形成的。在中國歷史上，處理境內各民族之間的關系及與周邊民族之間的關系，都一直依據著“協和萬邦”的原則，就是以道德修養和教化為本，以治理好自己的家園為前提，并以此去感化其他的邦國，使各國都團結起來，實現“協和萬邦”的理想。用儒家常用的話來說，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西周初年，周王為了安撫殷商遺民，滿足其宗族感情的需要，一方面封紂王之子祿父于殷商故地，以奉商之宗祀；一方面錄用殷商貴族，讓他們“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丑，以法則周公”（《左傳·定公四年》）。在戎族地區，則一面通過分封子弟的方式在那里建立據點，一面通過冊封各部落和原有邦國的方式將諸部落、邦國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這種順俗施化的統治方式對華夏族與蠻夷戎狄族在以后的數百年間逐漸同化、融合起了很大的作用。
西漢時匈奴呼韓邪單于請求朝見，在討論朝見禮儀時，蕭望之主張，對態度反復無常的境外民族，寬大為懷，給以優待，以保護其友好交往的積極性。漢宣帝采納了蕭望之的建議，表明這種“撫和”政策是中國人的共識，符合中國人的心理要求。
實力強大的唐朝，也很少主動向外擴張，即使有一些熱衷于開邊拓土的帝王向外進行侵略，他們也往往得不到社會輿論的支持而歸于失敗。而且唐朝對于境內各少數民族采取“順俗施化”的政策，一般不改變其生產方式、社會制度和風俗習慣，多用加封各族首領為都督、刺史的形式，讓他們繼續統轄本族。在經濟上基本不征賦稅，并時常給各族貴族大量賞賜。這種政策，早在殷周和漢代即有先例，并為歷代統治者所實行。如明代實行“內安諸夏，外托四夷，一視同仁，咸期生遂”的政策，對元朝滅亡后留在境內的蒙古人、色目人給以與漢人無差別的待遇，對在元代進入中國版圖的各少數民族地區，采取“土官與漢官參治”的辦法，“順俗施化，因人受政”。
當然，漢民族的“順俗施化”政策和“協和萬邦”的理想并不表明民族之間沒有沖突，事實上漢族和其他民族的矛盾一直都沒有間斷，特別是中原地區從事農業的諸民族(主要是漢族)與西北草原地區從事畜牧業的諸民族之間，矛盾重重而又相互依存。因為游牧民族離不開農業民族的絲、茶、鹽、鐵，農業民族也需要游牧民族的牛、馬、皮、毛。而西北地區自然條件比中原地區惡劣，又使游牧民族時常大舉南下，憑借驍勇善戰襲擾和入侵中原地區，民族間的矛盾由此加劇，時常兵戎相見。但不論是實力強大的漢唐，還是漸趨文弱的宋明，以漢族為主的中原農業民族對西北草原地區游牧民族大多采取防御政策，長城便是這一政策的生動體現。
漢民族極其珍視本民族的獨立和文化傳統，對境外民族的侵犯進行英勇頑強的抵抗，這是漢民族的傳家寶。在獨立自主的條件下，一方面注意堅決抵抗外族的武裝侵略，另一方面采用“懷柔”、“撫和”政策，如和親、會盟、開放“互市”、贈送大量布帛絲茶等，以實現“協和萬邦”的理想。
中國“協和萬邦”的民族原則，并非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它是中國以“和合”為精髓的文化思想的體現，并與“和合”文化思想相互影響。中國歷史上有武士而無武士階級，自漢以來國家實行文官制；而且中國人較少宗教偏見，一般人對不同教派常常用“都是勸人為善”的話等量齊觀，同一人而信奉儒、釋、道三教者不可勝數，歷史上未發生過宗教之戰。在中國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儒家不主張武力爭奪，強調道德修養，“君子動口不動手”；另一支道家思想，主張回歸自然，相安無事，視精兵良將為不祥之物；佛教是絕對反對殺生的，哪怕是一只小狗，更何況殺人、打仗了。這種對和平的熱愛從上層社會到普通百姓，已經深入人心，成為整個民族的良好自覺。在中國，秦皇漢武的功業被認為是窮兵黷武，詩歌散文中涉及戰爭的十有八九持反對態度，中國人崇拜的是德高望重的仁者。傳統教化影響塑造著中國人的氣質，在民族政策上表現為“協和萬邦”。
當然，“協和萬邦”的原則是以中國人的民族理論為基礎的。傳統的用來表示民族區別的用語是“華夏與夷狄”，認為華夷之別是文化高低之別，特別是有無道德禮教之別，而根本不是種族本身的區別，所以，道德文化高于夷狄各族的華夏族，自認為有責任、有能力教化他們。只要各民族間語言、文化、生產生活方式方面的差異消失了，疆域界限消失了，民族差異也就消失了，夷狄的道德禮教也提高了。對夷狄各族，華夏族的天子、群臣就用道德修養法去感化他們，實現“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平”。
綜上所述，中國和西方民族都有強烈的民族意識，自覺認識到本民族與其他民族的不同。但西方民族認為民族的差異是民族本身的差異，這種差異是教育改變不了的，要取消差異，只有憑借實力，實行武力征服；中國卻與此不同，中國認為民族差異是文化的差異，通過道德教化能夠消滅差異，所以在保證獨立自主的條件下，應施展文化同化效力，實現“協和萬邦”的理想。當然，為征服天下而進行的戰爭，帶來了種族的混合和居民遷徙，使起于敘利亞地區的猶太基督教、古巴比倫人的幾何歷法、印度民間故事和算術醫學，與希臘羅馬文化相互影響交流，最終形成了一個無中心的多元混合的自由開放式的文化環境。為協和萬邦而開展的“撫和”教化活動，其實質是文化高發展的中心民族向低發展地區普及自己的文化，并且同化和吸收邊地民族文化，最終形成了以一個在文化上處于優勢地位的民族為中心同四周低發展民族之間的交流和混合，這是一個有中心的一元封閉式的文化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