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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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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網訊 2017年12 月18 日，由單向空間、單讀、單向街公益基金會聯合主辦的“第三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節”正式拉開序幕。六位當代創作者梁鴻、張定浩、李霄峰、陳楸帆、淡豹、戴濰娜，以“我的青年時代——一代人的痛與愛”為題進行主題演講。本次演講在北京Meepark798站舉辦。鳳凰文化全程直播。
本次活動的主題是“一代人正在到來”，本場演講率先回應了這個主題，并從“青春”的角度，回顧這一代創作者的個人史，以及我們的社會正在經歷的變化。大家的演講都關切到新技術時代、影像文化的到來，是如何塑造一代人的情感結構，在高度流動的時代潮流中，“文學”、“電影”、“鄉村”、“女性”等固定的概念，是如何生發出新的意義。
城市化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梁鴻的演講主題為《斷裂時代的“痛”與“愛”》，她希望厘清演講標題中“一代人”的概念，因為與我們同處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不同階級、不同身份的人，都本應被包納在“一代人”的敘述當中。但我們現在的社會是斷裂的社會，其最大特點是“一整個階層無法被包容到整體的社會結構之中”。如果我們在面對這個題目的時候只關注到自身，那么，她認為這只是“未經省察的痛與愛”，也就不是“真正的痛與愛”。
以下為梁鴻的演講實錄：
當說到“一代人”這個詞語時，你心中的你的一代人包括哪些群體？這個不是問題的問題在今天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問題。社會學家孫立平教授早在多年前曾經說過，我們身處一個斷裂的社會和時代。“斷裂”不單是社會階層的分裂和固化，在更大層面上，也包括我們的心靈和觀念意識的斷裂。
2015年，我失去了我的父親。天地變了。突然空曠了。萬物蕭瑟而且遙遠，我無法找到與它們的聯接點。這樣一個人，如此親密，如此糾纏，但他永遠躺在黑暗里了。我想為父親做點什么，我想為他及他那一代人做點什么，因為在一天天的痛中，我逐漸意識到，我們的很多痛都來自于我們的父輩，然而，我們并不真的了解他們，不了解他們的時代及給他們帶來的影響，而不了解他們，就無法了解我們自己，無法了解我們是在怎樣的河流里成長。于是，花了兩年時間，我寫了《梁光正的光》。不是歌頌、贊美父親，而是想寫出一個人，一個在生活最低處卻試圖發光的人，他的可笑、荒誕背后交織著時代的痕跡和作為一個人的倔強掙扎。
其實，在這之前，我曾經花五年時間游走在梁莊及與梁莊有關的鄉村和城市，最終寫出《中國在梁莊》和《出梁莊記》。我至今還記得在完成《出梁莊記》之后我的悲傷。我非常沮喪，被一種巨大的空虛所籠罩，還有無法去除的虛偽之感：你從梁莊獲取資源和聲名，而不能為它帶來任何改變。以真實之名，抵達生活，最終卻仍然遠離。你和梁莊，仍然沒有真切的關系。
是的，我和梁莊，究竟是什么關系，我到今天還不能確定。
我想給大家講一個梁莊里的故事。
2011年，我到青島采訪我的堂叔一家，我在青島呆了八九天時間，每天和我的堂嬸睡一張床，她緊緊抱著她的小兒子，一動不動，呼吸平穩，我覺得她沒有睡著，有一天我就說，嬸子，我們聊會兒天吧。她第一句話就是：自從寶兒死之后，我十二點之前從來沒有睡過覺。寶兒是誰？是她的大兒子。他在家跟著奶奶生活，2001年夏天，在河里淹死了。我在《中國在梁莊》中寫了這個故事。去青島的那幾天，我一直沒有提寶兒，我們都沒提，但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她張開而出，就好像就在她嘴邊，她一直等人來問，她一直想訴說，但沒有人問她。
我和我的堂嬸之間，有關聯，又沒有關聯。有關聯，是因為我們同是梁莊人。沒有關聯，是因為我們的生活幾乎完全不同。如果不是我寫梁莊，如果不是我走進他們的生活，我真的不認識她。我們有否想到，我的堂嬸，其實，和坐在下面的大多數人都是同一代人？老實說，我沒有想到。還是在準備這個題目的時候，我才突然意識到：她和我們，是同一代人。
前幾天和一個記者聊天，他1992年出生，他說他和他周邊的朋友們聊天，感覺農村離他們很遠，也因此不太會關注這樣的書寫和這樣的生活。當時，我本能地回答，我們是一個有八億農民的國度啊，即使到了今年，據國家統計局統計，農村戶口仍有將近六億人。我突然意識到，在他的社交圈里，已經幾乎沒有農村出來的，尤其是貧窮地區農村出來的孩子。那些孩子們很少能考上好的大學從事好的職業，他們沒有上升通道，因此，也無法成為城市的中等階層，更沒有辦法發出自己的聲音。看似鄉村今天也擁有了手機，能夠迅速知道發生在世界各地的資訊，甚至擁有了快手這樣表達自己的平臺，但是，他們仍然不為人所知。這是因為，世界來到了他們面前，而他們卻并沒有站在世界面前。階層固化已經越來越嚴重了，嚴重到了以至于我們不知道對方的存在。
那些農村出生的90后年輕人，也沒有能夠成為那位90后記者的同代人。
為什么？
再重新回到2012年。我為什么痛哭？不是因為你書寫了別人的生活就一定要背負這一生活，而是因為，我始終不愿意承認，我面對的是如此真切的遺忘。那廣闊而又艱辛的生活，那堅韌而又痛苦的勞動，每一個人就在我們時代的內部，可所有人遺忘了他們。斷裂社會的最大特點就是，一整個階層無法被包容到整體的社會結構之中，他們被迫成為漂泊者，成為社會的病癥和問題。
就像我的嬸子，她的痛苦只是被作為農民工問題來表述，她的愛和傾訴也被作為一個農民工問題衍生出的問題而對待，無法擁有獨立的價值。
就像梁光正，這里我指的是我真實的父親。他一直不認命，他一生都在努力讓別人把他當作一個人，而不是作為一個農民來看待。我想，這也是他始終堅持穿白襯衫的隱秘心理。在他內心深處，他希望把自己納入到一個更寬廣的存在。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理解他的種種荒誕與可悲可笑。
當我們站在這里，訴說我們的痛與愛時，我們想到的是我們自己，它幾乎成為一種權力，因為話語本身就是權力，擁有話語權就是擁有權力。我們沒有把我堂嬸的痛與愛也放進去，沒有把梁光正的痛與愛放進去，我們的燈光如此明亮燦爛，我們的語言如此華美高雅，而我的堂嬸，住在一座散發著發霉味道的老舊房屋里，日復一日做著單調的工作。她的語言粗糙俗氣。她說她的兒子要死了，她看見黑壓壓的蚊子落滿蚊帳，她說火車上人太多她不想活了，她每天緊緊抱著她的小兒子，像抱著一個珍寶，她害怕再次失去。
這樣來講，并不是說一定要心懷內疚，連自己生活中的愉悅、舒適都不能享有。不是這樣。每個人有權力擁有個人的幸福，有權力享受生活中的“小確幸”。這些毫無問題。我只是想說，我們要警惕這些小確幸，警惕所使用的日常詞語，要在觀念層面要有所意識。我們的痛與愛被分出了層次，高低和優劣。在我們的文化內部，生命本身并不被認為有多大價值，你的價值被依附在你成功與否你掙錢多少上。當你對這個社會沒有價值或者價值低的時候。你就不被認真對待，就不是那么重要的人。這一觀念里面包含一個冷的內核，即我們對人、對人自身是冷漠的。這是我們文化結構里面非常大的負面的因子，也是我們很多大的行動的依據。更進一步來講，為什么一個農民，一個收垃圾的，一個保潔阿姨，一個保安，他們不能過很有尊嚴的生活？因為這些勞動被認為價值不高，它被分了三六九等，并依此進行相應的管理。在這樣一種文化思維和政治思維下，每個人都面臨著被分門別類、高低優劣的危險。換句話說，我們的“小確幸”并非就是確定的，它被包裹在整個社會形式之中，隨著社會形式的變動，也面臨著隨時被拿走的危險。
實際上，“人是有獨立存在價值的，他在沒有任何附加價值的情況下，依然有一個巨大的價值存額，人們不能漠視他的存在。”“生命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價值存額，不應該依附于任何外在的社會價值”，哪怕他是一個小偷，一個流浪漢，或者是一個癡呆的人，都和其他任何一個人一樣，擁有同樣的權力和價值。
我們在一個共同的場域，面臨著共同的失去，承受著同樣的壓力，但是，卻相互遺忘。這才是最為深切的痛與愛。我們是如此擔心失去，因為失去太容易。失去的范圍太過寬闊，再高超的想象力也無法想象出邊界，你連房間里的物品都不能有足夠的時間收拾，你連基本的居住僅都不能獲得，一場大火所產生的結果不是更細致的檢察，卻是一刀切的大規模的驅逐。因為，生命本身不被尊重。
作為青年，作為正處在生命最強健時期的一位生活者，你該如何面對自我，如何辨析自我，如何在最常識性的話語和表述里面發現漏洞，這是我們現在最為迫切的任務。蘇格拉底說過，未經省察的生活不值得一過，也不是真正的生活。我想套用這句話，未經省察的痛與愛也不是真正的痛與愛。
我的堂嬸，她叫朱桂麗，今年43歲，她已經回到梁莊老家，她也應該是我們“這一代”，她的痛也應該是我們的痛之一，她的愛也應該是我們的愛之一。愿我們每個人擁有一顆寬闊而敏銳的心。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