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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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等五部委近日聯合下發《關于支持電視劇繁榮發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倡導優化片酬分配機制，嚴禁播出機構以明星為唯一議價標準。有業內人士認為，這將對明星“天價片酬”起到一定遏制作用。
這不免讓人聯想到近年來經常引起社會熱議的一個話題：為什么科學家的社會關注和物質回報不如明星？遠的如2015年1月，遙感專家、“布鞋院士”李小文和歌手姚貝娜相隔幾天去世，后者的輿論關注度明顯更高，“為何科學家不如明星”的問題便被提了出來。當年10月，藥學家屠呦呦獲諾貝爾獎與演員黃曉明的婚禮“撞車”，有人概括稱“屠呦呦一生研究敵不過黃曉明一場秀”。而最近，中科院院士、材料物理學家柯俊去世，網上又有文章認為,科學家引起的網絡熱度幾近為零，被明星搶了風頭……
應當說，為科學家鳴不平，反映出人們對于這一群體社會價值的肯定，也表達了人們對于娛樂消費過度侵占大眾注意力的擔憂。專家學者們以其研究成果推動社會進步，但所獲社會關注和物質回報卻遠不及娛樂明星。這樣的現實，的確讓人在情感上難以接受。但是仔細想想，科學家真的需要那么高的社會關注度嗎？演藝明星又為什么能得到那么高的薪酬呢？筆者以為，對于“科學家不如明星”這一現象，還要辯證地看。
先看社會關注。電影、電視、歌曲等大眾話題，門檻較低，而科學研究的門檻則相對較高，這就決定了前者更易于傳播。而且，娛樂產業屬于注意力經濟，其運行方式就是取悅受眾，而科學家開展工作，并不以大眾關注為必要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學家受到的關注不如明星，其實是社會的常態。如果科學家也像明星那樣被追捧，他們又如何潛下心來做學問？其實，科學家真正需要的不是曝光率，而是完備的科研條件、良好的學術氛圍和令人有尊嚴的待遇。這些，恐怕不是社會大眾能夠直接提供的。
再看物質回報。其實經濟學家曼昆在《經濟學原理》中就解釋過“超級明星”現象。他認為，“超級明星”產生的市場具有兩個特點：一是市場上每位顧客都想享受最優生產者提供的物品；二是生產這種物品所用的技術使最優生產者以低成本向每位顧客提供物品成為可能。娛樂產業恰恰滿足這樣的特點，所以才產生了較高收入的“超級明星”。顯然，學術研究領域不是一個適宜培養明星的地方。從均衡價格和供求彈性理論來看，社會對明星的需求富有彈性，而明星的要素供給缺乏彈性，導致均衡價格較高。所以，明星的高收入并沒有違背價值規律。而且，學術研究的特性決定，科研成果往往不能直接轉化為消費者的現實利益，因此難以通過市場交易來定價。在以銷售為導向的商業模式下，利潤在接近消費終端的下游被放大，財富便較多地集中在了這里，也促使了明星的收入高于科研工作者。
由此可見，明星的社會關注和物質回報高過科學家，是符合傳播規律和價值規律的。那么，“科學家不如明星”的感嘆是否完全屬于杞人憂天呢？也不盡然。記得上世紀80年代問孩子們長大想做什么，很多人回答要做科學家；而現在再問孩子們這個問題，回答要做科學家的鳳毛麟角，更多的是要做明星、網紅。可見，當今社會對于明星的關注確實過高了。明星極高的曝光率和收入水平，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人們，特別是年輕人的價值判斷。長此以往，會導致社會資源進一步向娛樂產業聚集，而使其他行業領域資源流失。當沒有人再愿意投身科研，特別是基礎學科的研究時，國家的長遠發展將面臨巨大的風險和挑戰。
那么，這一問題應當如何化解呢？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考慮。
其一，推動經濟社會的整體發展。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最終還要靠發展來解決。要知道，中國的改革開放進行了不到40年，很多人才富起來沒多久。當人們剛剛走出封閉與貧瘠，被五光十色的娛樂產業吸引是很正常的事。而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的興趣愛好會逐漸分化，文化品味會更加多元，娛樂明星原有的超高關注度勢必會被分散和消減，科學家和明星的對比也就不會再那么強烈。
其二，限高提低，調節收入分配。一方面，規范娛樂產業的發展，對于過度炒作、漫天要價、擾亂市場的行為加以限制，比如這次五部委下發的通知就是一種嘗試。另一方面，加大科研投入并通過研企合作等方式加速科研成果的轉化，提升科研人員的收入和待遇。同時，要合理運用稅收杠桿，調節收入差距，把財富從利潤擴大的下游環節轉移到難以快速直接變現但長期效益、社會效益高的上游環節。
其三，科學家走近大眾，大眾走進科學。媒體和專家學者應共同努力，搭建高質量的科普平臺，拉近科學家與大眾之間的距離，讓大眾對科學產生更濃厚的興趣。這既有助于社會整體科學素養的提升，也增加了大眾對于科學研究和科研工作者的關注度和親近感。在這方面，《百家講壇》《開講啦》等電視節目都進行了有益嘗試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總之，緩解科學家與明星比較帶來的撕裂感，需要綜合施策。當然，這可能需要一定時間，但總比一次次哀嘆“科學家不如明星”，抱怨大眾不像追捧明星那樣追捧科學家要更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