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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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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一段時間，留守兒童問題就會以不同的角度被拋出。這次的問題提出者是一家名為“上學路上”的公益組織，據媒體報道，7月21日，該組織發布了《全面關注留守兒童的生活、行為和情緒———2017年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下稱《白皮書》)，將農村留守兒童分為三類，除1000萬父母均不在身邊的“完全留守”外，還有“缺父留守”和“缺母留守”，估算人數共約2300萬，《白皮書》揭示，留守狀態對他們的學習、生活和心理狀態都產生了不利影響。
無論是有著數據支撐的報告，還是發生在局部的特定社會事件，比如2015年的貴州畢節留守兒童極端事件，都一次次地呈現留守兒童問題的迫切性。凍死、溺亡、自殺、被侵犯等極端現象，以及看似沒那么極端但同樣影響深遠的，比如早早輟學流入城市謀生，呈現的角度和問題不同，但是問題的社會背景和發生的邏輯相差無幾。每一次問題呈現，輿論難免會展開新的討論，如何應對留守兒童問題？這似乎已經成為時代之問，幾經輪回，人們的討論熱情和面對問題所表現出的無奈和無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如今面對“上學路上”所揭示的問題，外界存在同樣的困境，熱情但是無力，可謂人們面對留守兒童群體最為直觀的感受。
回顧這些年社會各界對解決留守兒童問題所做的努力，其中不少頗具建設性。通常的分析認為，關愛和保護留守兒童是家庭和政府、社會的共同責任。對于家庭這一角色，首先強調的是父母的監護責任。按照國家監護的思路，鄉村成年公民進城務工，要把未成年子女留在鄉下，首先必須向政府報告，不能不報告就把未成年子女單獨留在鄉村。強調父母的監護責任有其現實必要性，但客觀地說，父母對于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作用，主要不在于抽象的監護責任，畢竟兒童留守不是父母不盡責而是生活壓力導致的，如何讓父母既在子女身邊盡到監護之責，同時又解決生計問題，這才是當務之急。
圍繞如何讓父母回到子女身邊這一問題，過去各界也提出了不少建議。考慮到外出務工人員的收入有限，讓子女跟隨父母去后者的工作地生活往往會有較大的困難，所以過往的討論主要集中在讓務工人員返鄉工作。國家在產業轉移以及鼓勵創業上的諸多政策，都有利于刺激外出務工人員的返鄉工作熱情，但問題在于，社會趨勢難以預測，產業轉移是否可持續，個體返鄉創業的前景是否如預期，這些不確定性恰恰是留守兒童父母所面臨的新的風險，客觀上會導致個體選擇上的分歧。政府和社會可以通過各種方式推動務工者返鄉工作，但切不可孤注一擲，認為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留守兒童問題。
外出務工并不意味著必然導致兒童留守現象，如果父母在外工作收入足夠高，當然子女也可以跟隨到父母的工作地生活。同樣，如果返鄉就可以獲得較高的收入，父母當然可以回到子女身邊。過去的問題在于父母往往只有外出務工這一個選項，順著這種思路，解決留守兒童問題或許主要應該將焦點放在選擇的多樣性上。一方面，政府可以通過政策推動務工人員返鄉創業，另一方面，對于那些在外務工已經有一定經濟保障的務工人員，則要通過掃除制度壁壘，比如在戶籍、教育等制度上以更開放的姿態面對務工人員，從而避免政策性留守，即由政策封閉導致的兒童留守現象。返鄉若有出路，新的家鄉若足夠開放，相信留守兒童問題會逐漸得到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