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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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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市生活已近20年的肖光庭，始終是個“外地客”。他想通過人才引進入戶政策入戶，雖然積分早就超過100分的入戶要求，但因是盲人，體檢不合格，無法入戶。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盲人劉天華身上，他在深圳市擁有自己的住房，入戶積分達130分，5月4日還被深圳市團市委、市青聯評選為2017年十位“深圳好青年”之一，因為體檢不合格，無法入戶。近日深圳市人社局、衛計委等部門回應，《體檢標準》并不違法。（7月1日《新京報》）
《深圳市擬引進市外人員體檢標準（試行）》第15條規定：雙眼矯正視力均低于0.8（標準對數視力4.9）或有明顯視功能損害眼病者，不合格；此外該“體檢標準”還規定，有聽力障礙或肢體傷殘者，均不合格。以此之故，肖光庭、劉天華雖積分早滿，但被阻截在入戶大門之外。
處“體檢標準”上位的《深圳市人才引進實施辦法》規定，身體健康是入戶五個基本條件之一；可是，身有殘障和身體不健康是一回事兒嗎？誠如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表示：“身體殘障不是一種醫學病癥，而是后天事故或者先天就已經形成的，不能列為身體不健康。”將二者簡單等同，是有違社會常識的。
精神分析學派一代哲學大師、奧地利心理學家阿德勒的“自卑與補償”理論指出：自卑感是人格發展的動力，“器官自卑”能刺激補償或過度補償——個體通過努力克服缺陷，或通過注重發展各種取代缺陷的機能來對缺陷進行補償，甚至個體通過極大的努力，使以前的缺陷轉變成優勢。
所以，一些身有殘障的人士對社會作出超凡貢獻的例子可謂舉不勝舉。諸如曾入選美國《時代周刊》“20世紀美國十大英雄偶像”的美國女作家海倫·凱勒，就視、聽俱無。無論英國物理學家、《時間簡史》作者斯蒂芬·霍金，還是我國殘聯主席張海迪，又或臺灣地區“中央研究院”院士、史學巨擘許倬云，皆是明證。
《深圳市人才引進實施辦法》及其配套“體檢標準”既然是用以引進人才的，那就只應問對方是不是人才，而不是把“身有殘障”偷換為“身體不健康”后，去問對方是否身有殘障。像劉天華一邊被深圳市團市委、市青聯評選為“十大深圳好青年”，無疑是人才；一邊卻被深圳市人社局以其是“盲人”——體檢視力不達標拒絕落戶，豈不反諷？
我國《殘疾人保障法》第3條明文規定：殘疾人享有同其他公民平等的權利；殘疾人的公民權利和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基于殘疾的歧視。深圳市相關部門將“身有殘障”等同“身體不健康”，拒斥盲、聾、肢殘人士積分入戶的人才引進體檢標準，已經涉嫌公然歧視殘疾人。
深圳市人社局日前回應：“體檢標準是由市衛計委牽頭，作為通用性的人才引進體檢標準，其制定原則是申請人……能勝任一般工作崗位”；深圳市衛計委則表示：《體檢標準》的制定是參照國家《公務員錄用體檢通用標準（試行）》……”。
可是一則，公務員是服務于公共利益和公共群體的，對其身體健康程度等方面的要求采取相對高標不奇怪；而政府部門主要職責之一是維護社會公平，重“雪中送炭”而非“錦上添花”，在通用性人才的引進落戶上，又豈可也“就高不就低”，涉嫌歧視殘障人士？二者體檢標準沒有拉開梯次，而是簡單套用合一，豈不荒唐？
其二，據深圳市法制辦稱：深圳市衛計委、人社局認為“體檢標準”不屬規范性文件，故未提請法制辦審查。所謂“非規范性文件”，是行政機關用于日常管理的內部文件或規定，自然無需提請審查；可是該“體檢標準”，涉及通用性人才的積分落戶問題，事關公民安居樂業的切身利益，具有一目了然的外部性和公共性。相關部門又豈能口含天憲，指鹿為馬，將“規范性文件”自認為“非規范性文件”，就既不公示，更不提請市法制辦審查了？理應及時糾正，將“體檢標準”提請市法制辦進行合法性審查，將其中抵觸于《殘疾人保障法》、涉嫌侵犯殘障人士權益的內容刪除。
此外，《殘疾人保障法》第6條還明確規定：“制定法律、法規、規章和公共政策，對涉及殘疾人權益和殘疾人事業的重大問題，應當聽取殘疾人和殘疾人組織的意見……”。深圳市相關部門該“體檢標準”的制定，事涉殘障人士能否順利積分落戶、安居樂意的重大權益問題，卻徑直套用公務員錄用體檢標準，而不聽取殘疾人及殘聯意見，也未免過于專擅，目中無“法”。
當地殘聯，也有必要挺身而出，及時介入，一則，為肖光庭、劉天華等殘障人士維護合法權益，二則，提供意見，集思廣益，推動該“體檢標準”的制定、修改走向合理合法化。深圳市通用性人才引進積分落戶政策，不能以一道偏畸的體檢標準坎兒，將殘障人士摒棄在落戶大門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