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授的退休生活會是怎樣?其中一種是沉醉于買保健品之中。據媒體報道,西安一名85歲老教授,退休后熱衷于買保健品,甚至不惜借外債。這些年在這些“三無”保健品上,老教授共花費了十多萬元。家屬勸阻不住,多次求助于民警也無效。
這些年,僅媒體報道過的老人癡迷于保健品的案例,就不在少數。盡管新食品安全法對保健品的監管提出了更嚴的要求,媒體報道也頻密出現,但就現實看,保健品“坑老”的趨勢并沒有得到明顯的緩解。
是因為中國保健品市場太泛濫了嗎?與國外進行橫向對比的話,似乎又不是。比如有分析指出,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都是保健品消費大國。2015年美國人均在保健品上花費達140美元,日本104美元,中國只有不到24美元。但中國保健品市場卻呈現出明顯的“老年專屬”特點。美國50歲至80歲人群中,有50%會食用保健品,但30—49歲的中青年群體,食用保健品的概率也達到40%,中國則50%以上的保健品消費者都是50歲以上的人群,20—49歲的保健品參透率只有15%左右。
巨大的消費群體差異背后,其實是對保健品的認知偏差在發生作用。國外把保健品的作用只視為是補充營養,所以大部分人都可以食用。但在中國社會,保健品則被當成包治百病的藥,不僅老年人自己愛買,即便是送禮,保健品也是最常見的選項。
除此之外,監管策略的不同也造成了保健品市場規范的差異。國外對保健品一般是輕審批,重視后期的市場銷售與宣傳,而我們恰恰是只注重審批環節的把關,而對銷售、廣告宣傳等干預不足。能夠同時切換不同身份,游走在各大省級衛視醫藥廣告中的醫藥“專家演員”劉洪斌,就是一個現實注腳。
當然,上述仍只是從常規政策的角度進行分析,至于根本就不符合保健品規范的三無產品,能夠大肆俘獲老年的心,則明顯與市場監管的失靈有直接關系。加之保健品銷售領域常見的會銷模式,未能被法律明令禁止,也強化了市場失范,給老年人制造出消費陷阱。
不過,老年人群體對保健品的癡迷,恐怕還并不完全是一個市場問題。有人形象總結,當前最暢銷的書,不再是青春文學,而是養生書,最常見的養生方法,不是鍛煉,而是吃。老年人對保健品的癡迷,與那些對養生食品以及各式來路不明的所謂養生大師的追捧,在一定程度上其實有著社會文化成因上的同構。比如,中國人素來缺乏生命教育,由此形成對養生、玄學的執拗和迷信,在老年階段會體現得特別明顯。
另外,隨著生活水平普遍改善,尤其是一些退休老人,成為真正的“有閑有錢”階層。保健品推銷大打“親情牌”、“專家牌”,恰好填補了這部分老人精神上的空虛。這也與這代老人成長經歷或不無關系,多生于物質匱乏的年代,年輕時忙于“艱苦奮斗”,并沒有多少愛好,一到退居二線,即容易被一些虛無的東西所吸引,一些保健品營銷的定期講座、推介伺機而出,成了老年人打發時間、參與社交的重要渠道。如此一來,購買保健品并在同齡人中相互推薦,與其說是“治身”,不若說是“治心”。
由此可見,保健品“坑老”的盛行,其發生土壤較為復雜,要消解之,也需要多元化的應對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