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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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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在淘寶網站吸納賣家互刷好評或者虛假交易，以此欺騙淘寶買家，并從中獲利90余萬元的刷單組織者李某，被浙江杭州余杭區法院以非法經營罪一審判處有期徒刑5年6個月。據了解，這是國內首例刷單炒信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
所謂炒信刷單，一般來說，由于消費者在進行網購時，往往會參考網店的信用等級或用戶對商戶的評價來進行選擇，商家的等級越高，信用評價越好，人氣也就越旺，商機也就越大。為此，一些網絡職業刷單者就會花錢請人虛假購物和虛擬銷售，以此來提高網絡商品的銷量和好評，以排名和業績吸引顧客。作為一種失信行為，刷單炒信的破壞力極強，一方面虛假的信息已成為一種欺騙，誤導消費者并帶來權利傷害；另一方面，縱容刷單炒信等投機行為的存在，則會劣幣驅逐良幣，并最終擾亂整個電子商務的良好生態。
刷單炒信漸成電商毒瘤，對電商平臺的公信力有著致命性的創傷。也正因如此，各電商平臺才視之為頭等大患，采取了一系列的處罰措施。比如阿里巴巴搜索團隊在2016年的一個月時間內，對22萬多個刷單賣家處以“降權”處罰，另有6000多個賣家被封店。據介紹，近年來僅淘寶每年查獲虛假交易賣家就超過100萬家，涉及交易約5億筆，交易額數百億元，職業買家和“刷手”保守統計至少在10萬人。
網絡黑產未能遏制，反倒日益嚴重，對于以信用為本的電商產業，已構成了致命性傷害。究其原因，跟處罰力度偏輕，代價與收益之間不成正比有關。投機行為無以獲得嚴管重罰，則趨利的沖動就更為強烈。比如，從2016年4月開始，阿里巴巴配合執法部門查處包括“傻推網”在內的9個全網炒信團伙，以及平臺上的279家涉嫌刷單商家，總涉案金額近4億元。但按照當前法規，刷單平臺即使被查處，其最多也僅受到20萬元的行政罰款，與其獲利以及造成的損失相比太低。
對于刷單者，大多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予以1萬元至20萬元的行政處罰，威懾力不足。傻推網的創辦人楊某刷單一年，和其同伙共獲利超過216萬元，但根據《網絡管理交易辦法》規定，楊某及其團伙被舉報查處后并未付出慘重的代價，僅被處以十余萬元罰款了事。不得已，阿里巴巴只能選擇民事訴訟的方式，以加大刷單炒信者的代價，并達到相應的震懾效果。
就現實來說，若不能對刷單行為以“零容忍”的態度，加大其刑罰的力度，無以達到遏制的目的。首例網購平臺刷單炒信案最大的意義在于，其突破了傳統的法治思維，以“非法經營罪”給予了刑罰，在沒有制定新的法律的情況下，運用既有的法律達到了懲戒的效果。作為一種司法性實踐，對于當下重典治亂的刷信炒單和網絡黑灰產業，無疑具有致命一擊。
提及刷單“炒信“的治而不絕，一個最明顯的理由是法律不健全，很難追究刷單組織者和參與者的法律責任。于是對于刷單行為，更多是基于平臺自律和消費維權，刑事和行政處罰的介入力度不夠、程度不深、作為不大，無以體現法治應有的剛性。事實上，法律的使用與運用，完全可以“活學活用”，拓寬思路就能“老法律解決新問題”。
從這一點來說，“首例”所帶來的影響不僅僅在于個案所產生的強大威懾力，而對于法治思維的拓展與方式的改進，都是極為有力的啟發和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