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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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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的垃圾，怎么丟？
劉錦芬給出三個答案——
最早，垃圾隨產隨掃，街頭江邊一倒了之；
17年前，她所在的廣西橫縣馬鞍街社區，給每戶發了一紅一灰兩個垃圾桶：一個丟可堆肥的生活垃圾，另一個丟其他垃圾；
如今，她家經營的卷筒粉小吃攤，擺了四個垃圾桶：一個放客人吃剩的粉，拿去喂雞；一個放一次性筷子，送給鄰里燒火；一個放飲料瓶，集中賣廢舊；一個放塑料袋等。
從沒有桶到兩個桶再到四個桶，劉錦芬家的“垃圾傾倒史”，恰是廣西橫縣探路垃圾分類處理的一個縮影。
2000年9月，飽受“垃圾圍城”之苦的橫縣，被逼上梁山，開始了自發的垃圾分類實踐。
17年探索，橫縣縣城垃圾分類覆蓋面已超過70%，分類投放正確率達90%以上。越來越多的市民，像劉錦芬一樣，已把垃圾分類當成習慣。
在生活垃圾產生量迅速增長、環境隱患日益突出的大背景下，遵循“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原則，實施生活垃圾分類，能有效改善城鄉環境，促進資源回收利用，進而促進“兩型社會”建設。不久前，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發展改革委、住房城鄉建設部《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類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生活垃圾分類模式。
大道理，都能理解；真實踐，道阻且長。國內自2000年起就在諸多大城市開展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雖歷經多年努力，成效難言樂觀。
難在哪，堵在哪？從“人人都是垃圾生產者”到“人人都是垃圾分類者”，習慣如何養成？小城橫縣的實踐，值得解讀。
堆“圾”成山
“揣著鐵棍，等到伸手不見五指才敢出門偷倒垃圾，哪里是做工，簡直是做賊”
“突……突……突……”一輛手扶拖拉機，打破了鄉村夜的寧靜。
坐在車上的吳文堅，手握鐵棍，緊張四顧。
突然，幾聲狗吠傳來。吳文堅的心，跳到了嗓子眼。所幸無事，順利抵達。
“倒！”“走！”
“突……突……突……”卸下一大堆垃圾，拖拉機喘著粗氣，迫不及待地鉆進夜幕。
憶及20年前提心吊膽的工作場景，吳文堅感嘆不已：“揣著鐵棍，等到伸手不見五指才敢出門偷倒垃圾，哪里是做工，簡直是做賊！”
1992年，吳文堅進了橫縣環衛站，“那時，縣城幾萬人，垃圾少，工作清閑穩定。”
掃了三四年大街，吳文堅慢慢發現，縣城垃圾漸多，工作量陡然增大。再后來，吳文堅等壯小伙，被領導安排了“特殊任務”——偷倒垃圾。
吳文堅稱之為“打游擊”：白天踩點，晚上行動。“點”，一要離縣城近，二要周邊無人居住，三要能開進拖拉機。行動，在夜色掩護下速戰速決。怕被人發現，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一個點倒一兩次就再不敢去。
有天晚上，已經10點。正在偷倒垃圾的環衛工們，被前來甘蔗林巡看的村民發現。“干什么的！？”一聲大吼，環衛工們嚇得落荒而逃——3車垃圾，才剛剛倒了半車。
從“城市美容師”到擔驚受怕的“游擊隊”，吳文堅著實憋屈，憋屈背后則是無奈。
“以前，垃圾處理根本不是問題，果園農田爭著搶著拉去漚肥；后來，生活好了，包裝袋、塑料瓶等越來越多，雜七雜八，既難分解又難分揀，白送給農民都不愿意要。”縣環衛站站長施培杰說。
隨著城區建設規模擴大、人口數量增多，垃圾產量大幅上升。“上世紀80年代，縣城垃圾日產量才十來噸。到90年代末，猛增至六七十噸，每年還以5%至8%的速度增長。”垃圾增長之快，讓縣環保局黨組副書記陳洪為驚訝不已。
堆積成山的垃圾，總得有個去處。丟哪兒？
一開始，縣環衛站在城郊殯儀館附近找了幾畝地做填埋場，沒多久就填滿了。垃圾太多，處理簡單，又無法及時清運，填埋場臭氣熏天。附近居民受不了，抬來電線桿卡住門口，阻擋垃圾車進場。
“上山下鄉”，成了不得已的選擇。
然而，“游擊戰”越來越難打。偷倒再隱蔽，總有被發現的時候。越來越多的村民，知道了是環衛站“干的好事”，沖突時有發生。
“運氣差時，被村民抓住圍住罵娘，輕則清理現場，重則扣車、賠錢，實在丟丑。”令吳文堅印象深刻的，有兩次。
一次，幾個同事拉著3車垃圾，來到馬嶺鎮清泉村。還沒來得及傾倒，就被聞訊趕來的七八位村民圍住。“縣城產的垃圾，憑啥拉來臭我們？”“人扣下，車砸了！”好說歹說，賭咒發誓永不再來，村民才放行。
另一次就沒這么走運，兩輛垃圾車在云表鎮某村屯被村民扣了幾個月。最后，靠縣公安局出動警力，才將車開了回來。
“今天的垃圾倒出去了，明天的不知往哪兒倒。活，越來越難干。”吳文堅說，這種“清潔城市、污染農村”的做法，大家伙心里都不好受。
受累，受驚，還受氣，不少環衛工人難以忍受，辭職走人。
進口，越來越大；出口，越來越緊。堆“圾”成山，成了常態。
依山傍水的清秀小城，“被垃圾搞得邋里邋遢”。
逼上梁山
“分類成了頭號任務，環衛站幾乎全體出動，人人出門都帶著一把火鉗，以便隨時翻垃圾”
坐擁一線江景，卻不敢開窗欣賞。
為啥？
垃圾熏的！
西街、馬鞍街沿郁江而建，本是縣城的黃金地段，但兩街石巷狹窄，環衛車無法開進。擺卷筒粉攤的劉錦芬和眾街坊一樣，索性將垃圾直接丟在江邊，“眼不見為凈”。經年累月，街道和郁江之間，形成了一條長長的“垃圾帶”。惡臭陣陣，居民窗戶一年四季都得緊閉。
“一年到頭，就盼著漲幾次大水，把垃圾沖走些。”劉錦芬說。
“黃金街”成了“垃圾街”，刺痛著橫縣人。垃圾問題，日漸擺上議事日程。
在施培杰看來，“搞分類，是被逼上梁山。”
“那時，垃圾焚燒項目還沒有普及，建焚燒爐動輒幾百萬元，遠超過我們的能力。而縣城東郊那個4.7畝的填埋場，每年要租車清運兩三次，費用沒有五六十萬元下不來，還常被附近村民阻攔。”施培杰說，堆肥成本最低，也最實際，“既然是垃圾不純導致不能堆肥，那我們就通過分類來恢復純度吧。”
分類，怎么分？不能想當然。環保、環衛等部門，歷時數月進行垃圾成分調查。結果表明：“橫縣垃圾可大致分成兩類，即可堆肥的垃圾(81.11%)和不可堆肥垃圾(18.76%)。”
民意調查同步啟動。在街上發放問卷，調查居民對垃圾分類的態度。結果出乎預料：飽受垃圾之苦的居民，對垃圾分類支持率高達87%。
有了充分準備和“大數據”支撐，橫縣垃圾分類實踐于2000年9月正式啟動。
山歌好唱難起頭。試點放哪里？有人建議先易后難，從城北入手，“那里居民素質高，好搞些”；有人建議先難后易，“剃好最難剃的頭，才有說服力”。
幾番討論，最終確定在“難度最大”的西街和馬鞍街試點，“因為拿下這里，就沒有拿不下的地方。”
兩街236戶居民，家家發給兩個不同顏色的桶。一個放剩飯菜等可堆肥垃圾，另一個放塑料袋、飲料瓶等不可堆肥垃圾。
如此分類，看似簡單，實有門道。“一是符合橫縣垃圾成分實際；二是簡單明了，連老太太都一教就會。如按流行的可回收、不可回收來分，反而不好操作。”陳洪為說。
過程不容易。
家里多了兩個垃圾桶，劉錦芬并沒太當回事，心里還犯嘀咕，“往江邊一丟，多省事，分什么類，麻煩！”
盡管有大喇叭、宣傳單、秧歌隊“狂轟濫炸”，不少街坊仍像劉錦芬一樣，不以為然。
工作人員上門做思想工作，不想卻被街坊們“將了一軍”：“讓我分類，可以！但你們得先把郁江邊的陳年垃圾清走。垃圾不清走，分類我不搞！”
日積月累，郁江邊垃圾“蔚為壯觀”，臭氣襲人。環衛站二話沒說，清！
機動車過不去，就用竹筐一筐筐抬；鐵鍬不好挖，就用手去摳。用了整整一周，小山般的垃圾一清而光。
為“爭取”劉錦芬等街坊，縣環衛站還決定：每天下午上門回收分好類的垃圾。
“那段時間，分類成了頭號任務，環衛站幾乎全體出動，人人出門都帶著一把火鉗，以便隨時翻垃圾，指導居民分類。”吳文堅回憶。
一開始，劉錦芬和家人不習慣、不會分。工作人員教了一兩次，很快便學會了，“留個心，沒什么難的。”
三月努力，終獲回報：“兩街”居民垃圾分類正確率達95%以上。
2001年4月，橫縣垃圾分類向全縣鋪開。
逼成習慣
“要讓我們收不分類的垃圾，你先讓縣委縣政府下個文件”
由“點”及“面”，從“盆景”到“森林”，絕非一帆風順，“釘子戶”著實不少。
2002年的一天，一名男子好說歹說就是不分類，吳文堅急得在門外沖他大吼，“垃圾要分類丟！”喊完，又貼紙條告知：不分類，就不收你家垃圾。第二天，男子還是不分，混雜在一起的垃圾已開始發臭。吳文堅“砰砰砰”敲門，硬把他喊了出來，再拿著火鉗扒拉惡臭的垃圾，手把手地教。第三天，該男子開始自覺分類。
一些機關單位，也是難啃的“骨頭”。
分類伊始，一些縣直部門等閑視之，按老習慣丟垃圾。一天，兩天，三天……縣環衛站死死頂住，不分類決不收垃圾。
沒多久，這些部門被滿大院的垃圾熏得坐不住，打來電話質問。環衛站一句硬話頂了回去：“要讓我們收不分類的垃圾，你先讓縣委縣政府下個文件！”
最終，那些“位高權重”的縣直部門不得不服軟。而作為住建局二級部門的環衛站，一時揚眉吐氣。
“釘子”一個個拔，“骨頭”一塊塊啃，橫縣打的是有準備之仗。
布局，謀定而動。縣委牽頭成立“高規格”項目實施小組，制定出“四周包圍中心”的路線圖，有計劃、有步驟地向學校、行政機關、企事業單位、住宅小區等推開。
宣傳，鋪天蓋地。座談、宣講、會演，學校、社區、街道一處不落，為“垃圾分類——舉手之勞，保護環境”理念造勢。
實施，講求策略。既有“大棒”，也有“胡蘿卜”。分不好，環衛工、居委會大媽、分類督查員輪番上陣教；屢教不分，拒收垃圾；亂丟亂倒，電視曝光，依規重罰。分得好，每月會得到洗衣粉、肥皂、牙膏等小獎勵。
“橫縣所有學校都有垃圾分類制度，并將其與學生的操行分掛鉤。同時，還鼓勵各學科老師在課堂‘借題發揮’，引導孩子養成垃圾分類的好習慣。”縣教育局副局長陳志貞說，“全縣中小學生15萬人，把他們引導好，影響帶動的至少是15萬個家庭。如此，代代傳承，蔚然成風。”
“幾根面條”的失誤，曾讓橫縣民族中學九年級學生黃冰懊惱不已，“以后，一定要小心留神。”那次，黃冰值日，沒有將方便面碗中殘留的面條挑出，而是一起放入了“不可堆肥”垃圾桶。結果，被檢查垃圾分類的同學發現，班級被扣2分。
源頭分類，還只是起點。不解決終端“出路”，分類不可持續。
近年來，橫縣勒緊褲腰帶，在原有基礎上投資1億多元興建了一座生活垃圾填埋場和一個堆肥廠。同時，投入近千萬元，購置垃圾分類標志桶、鉤臂垃圾車、壓縮式垃圾運輸車、環衛三輪車等環衛設備。不僅僅是居民投放分類，而是投放、收集、運輸、處理全過程分類。
“垃圾分類后，經過堆肥、回收處理，需要填埋的垃圾量大為減少，目前每天填埋垃圾120噸左右。保守估計，設計使用年限15年的填埋場能多用五六年。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都十分可觀。”在橫縣生活垃圾填埋場，運營負責人韋國樹告訴記者。
在橫縣大街小巷，兩個異色垃圾桶是標配；在新建小區，封閉的分類垃圾房是必備；小區保潔員新到崗，環衛人員要上門培訓；新小區落成，環衛站到場宣傳教育3天；環衛站專設分類指導股，不定期巡查抽檢……
截至目前，橫縣縣城垃圾分類已普及至居民2.6萬戶，機關事業單位179家，小區90個、酒家36個、企業52家、綜合市場5個、學校25所，分類投放正確率達90%以上。身為“老橫縣”，縣委常委、宣傳部長、副縣長黃冬麗說：“垃圾分類，已融入橫縣的角角落落、時時刻刻。”
縱深拓展
“我們目前的分類只能算‘粗放型’，路，還長著咧！”
村屯保潔員，工資有多少？
最高6000元！
垃圾焚燒爐，也能村里造？
已升級迭代到8.0！
收入追白領，爭著做保潔；垃圾分好類，焚燒不出村——這是橫縣校椅鎮石井村的新景象。
茉莉花香撲鼻而來，村屯道路干凈整潔，一派山水田園風光。
“這風光來之不易呀。”村黨委書記李克進感嘆。
村頭屯尾越來越多的垃圾，曾讓他頭疼不已。“鄉親們腰包鼓起來了，消費向城里看齊，垃圾也與城里‘接軌’，包裝袋、農藥瓶、農膜、塑料袋等‘難消化’的垃圾越來越多。”李克進說，不講究的，隨意丟在房前屋后；講究些的，找個偏僻角落。
蚊蠅滿天飛、污水遍地流，石井村一度被縣里通報批評。
2013年，廣西啟動“美麗廣西”鄉村建設活動。以此為契機，橫縣垃圾分類開始從城市走向農村。
吳文堅們在縣城摸索出來的經驗，被石井村改進成“鄉村版”分類法：廚余類垃圾，給沼氣池“喂飯”；可燃燒類，由村垃圾處理中心焚燒；可回收類，由保潔員揀出賣廢品；危險垃圾如電池、舊燈管等有毒有害類，則集中收集送縣城垃圾處理中心處理。
村民每人每年繳納36元垃圾費，村里聘請保潔員、垃圾清運員、焚燒員等。村民李旺當上垃圾清運員，每天清運全村14個自然屯的生活垃圾，月薪達6000元。
全村1563戶村民，從老人到小孩，如今都能遵守分類“規矩”。一開始，收完垃圾要花三四個小時；現在可以直接拉走，一兩個小時就能做完。
分類，讓村民路英烈看到了商機。
“農村垃圾越來越多，總要有個去處。”認準這個理，只上過小學三年級的路英烈，屢敗屢戰。歷經幾十次試驗，他成功研發出8代生態垃圾焚燒爐，獲得國家發明專利及環保專家的肯定。
“配上除塵設備，每臺價格從30多萬到50多萬不等。除了我們石井村在用，還向外賣出了100多臺。”路英烈自豪地介紹。
從無到有、從縣城到鄉村，垃圾分類，已成為橫縣一張新名片。2010年9月以來，已有深圳、成都、貴陽、惠州、云浮、唐山等城市，前來考察取經。
日本名古屋女子大學教授八田耕吉實地考察后，稱贊橫縣為“中國小城市垃圾回收利用和環境保護的典范”。
整潔的環境，也擦亮了橫縣“中國茉莉之鄉”的金字招牌。一朵茉莉花，開出了45億元的產值。目前，橫縣茉莉花(茶)產量占全國產量80%以上，占全世界產量60%，產品遠銷俄羅斯、日本等國家和地區。
橫縣為什么能？
在縣委書記唐小若看來，“不管縣委縣政府領導班子如何變，對垃圾分類工作的人、財、物支持始終如一。包括居民環保意識啟蒙在內的宣傳教育培訓、居民分類投放、環衛分類收集、車輛分類運輸、終端分類處理，環環相扣、無縫銜接，確保了常態化、制度化。雖然垃圾總量、區域面積、管理難度等不能與大城市等量齊觀，但我們的分類方式簡單易行、源頭控制嚴格多樣、分類鏈條流程完整等經驗，仍有借鑒意義。”
光環之下，亦有難點。
“為什么我們分類覆蓋面是70%，仍未覆蓋全部城區？”施培杰說，在私人開發小區和出租戶集中的地方，很難管理；還有少部分住戶、經營戶為了逃交垃圾處理費亂丟亂扔。“我國暫無垃圾分類的相關法律，對這些行為，只能進行教育勸說，沒有行政處罰依據，無法形成震懾。”
“與發達地區比，我們目前的分類只能算‘粗放型’，路，還長著咧！”唐小若坦言。 (記者 劉華新 謝振華 人民網阮旭日、嚴立政參與采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