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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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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憾的是，我國稅收征收長期以來“義務說得多，權利說得少”。具體到企業層面，對企業不僅征稅征地理直氣壯，各種費用征收也層出不窮。每個政府部門，都努力維持本部門對企業的征費權力，絕不肯輕易罷手，最終形成“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行政化”的格局。
繼曹德旺“吐槽”中國企業稅負過高后，另外一位中國企業家，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對企業繳費過高也進行了抨擊。
2016年12月底，在接受浙江衛視經濟生活頻道專訪時，宗慶后說：“我們要交500多種費，今年1到11月份，已經交了4000多萬了。”
針對娃哈哈集團反映繳納了500多種費的問題,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18日對外公布,經過調查核實,2015年該集團有支出數據的實際繳費項目為317項,與企業提供繳費項目相差216項。而剔除重復計算后,該集團及所屬企業實際繳費項目為212項，繳費金額7412.07萬元。
雖然，宗慶后的說法和官方的公布，出入比較大，但即使是212項，也足夠讓人觸目驚心。
如此之多、零零總總的費用，對于企業經營者來說，不僅僅是不小的經營成本，還意味著極大的時間成本。這些費用，導致中國企業在法定稅負之外，承擔了極高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現代稅收崇尚權利義務平衡。公民個體繳納了，政府就有責任向公民提供各項公共服務，并且這些服務多數應該是免費的，道理同樣應用于企業。企業既然已經繳納了企業所得稅等稅種，政府就有責任向企業提供以免費為主的各項服務。
遺憾的是，我國稅收征收長期以來“義務說得多，權利說得少”。具體到企業層面，對企業不僅征稅征得理直氣壯，各種費用征收也層出不窮。每個政府部門，都努力維持本部門對企業的征費權力，絕不肯輕易罷手，最終形成“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行政化”的格局。
以娃哈哈的繳費清單為例，2項政府性基金、22項行政事業性、148項經營服務性收費，絕大多數應廢除。政府既然已經向企業收取了數額巨大的企業所得稅、增值稅，就應以免費為主要原則，向企業提供各項公共服務。
除了要免費，很多沒有必要收取的，就應該直接取消掉，不要隨意增加企業的時間成本。
至于另外35項為協會商會會費、訂刊費等。這里面，估計有一些是有關部門攤派的。還是要讓企業自主選擇是否有必要加入協會、訂刊。
相較于娃哈哈2015年494億的經營收入以及接近59億的利潤，7000多萬繳費似乎不算什么太大的數目。但并不能因為錢不多，就覺得這個費用就無所謂了。這些錢，無論是增加股東回報、員工工資，或是投向新一輪產出，都對企業長遠經營有利。而對于那些經營困難的企業，不小的繳費負擔，更是雪上加霜。
降低中國企業負擔，包括兩塊，一塊是稅，一塊是費。稅無疑是占大頭的，但是減稅其牽涉甚廣，對政府財政有較大影響，又要人大審議，過程頗為復雜;比較而言，費這一塊，由行政部門控制，所占財政收入也有限，最適宜進行大幅度改革。
所以說，中國企業減負，宜由降費作為突破口。
大風起于青萍之末。在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滯脹背景下，為了刺激企業投資，在發達國家內部，一場降低企業所得稅的風潮，已經有些呼之欲出的味道。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主張將美國企業所得稅由35%降為15%，在共和黨手握參眾兩院多數議席背景下，大幅降低企業所得稅，已經無可阻擋;另外，英國政府之前就宣布到2020年，將企業取得稅從目前的20%降到17%。
考慮到特蕾莎·梅政府剛剛宣布“硬脫歐”，為了維持英國對企業投資的吸引力，只降到17%恐怕已經不夠，15%甚至更低的企業所得稅，很有可能出現在英倫大陸上。英美兩國大幅度降低企業所得稅，也必然將給其他國家帶來巨大壓力。
對于中國而言，我們的企業在與發達國家企業產品競爭上，難言優勢。如果稅收上，還承擔著更大的壓力，企業競爭前景堪憂。為企業減負，已經到了勢在必行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