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北京來說這是一個兩難的境地:外地人在這里上學很難,如果放開高考北京承受不了,不放開又跟公平教育不符。放開與不放開都帶來很多問題。
與其抱怨去打“口水戰”,不如尋找一個更好的方式,來緩沖眼下的矛盾和沖突。在胡雨龍——這名曾在以優質教育著稱的江西臨川擔任過教育局長的“老教育”的號召下,幾位在京企業界比較成功的江西籍企業家決定投資創辦一所為解決江西“北漂”子女上學難的學校。“不花政府一分錢,又為老百姓解決后顧之憂”,找到了解決問題的“第三條路”
今年中考,初三學生來均考了541分。在北京,這個分數很有希望上一所區重點。但這個夏天,來均卻面臨去哪里上學的大困惑。
來均是江西南昌人,自小學一年級,在外打工的父母就把他送回老家,同外婆、外公一起生活。念到小學五年級,父母將來均接到北京。根據北京市對隨遷子女的入學優惠政策,來均的初中在北京牛欄山一中實驗學校度過。但初三畢業,根據《北京市中小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戶口在江西老家的來均無法報考北京普通高中。
據統計,2015年末,北京常住人口達2170.5萬人,其中常住外來人口為822.6萬人,占常住人口的37.9%。長期以來,子女入學問題,一直是大量在北京立業成家卻沒有落戶的“外地人”關注的焦點。但以北京現有的教育資源,現行政策短期內難以改變。
漂在北京的孩子們怎么辦?等在北京賭未來政策松動,還是暫別父母回老家念3年高中?
解決問題的“第三條路”
放開與不放開都帶來很多問題。對于北京現行的政策,北京臨川育人學校創辦者胡雨龍表示理解,但同時,他也在找尋一個更好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來均的父母沒有抱怨北京現行的入學政策。他們糾結的是:不愿意再次錯失陪伴孩子成長的機會。
直到朋友介紹了一所來自家鄉的學校——北京臨川育人學校,這份煎熬才得以放下。
來均在北京臨川育人學校高一年級安定下來。孩子說:這里有“家”的味道。高中歲月剛開始兩個月,他已經加入了學校的棋類社團。來均覺得,現在的生活很充實。
北京臨川育人學校,創辦于2012年。初衷是為江西籍“北漂”孩子尋找在北京讀書的出路。最主要的倡議者胡雨龍稱之為“第三條路”。4年過去,胡雨龍的試驗依然繼續,但已經惠及了數百個北漂家庭。
2009年,胡雨龍從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教育局局長的職位上被提拔為撫州市駐京聯絡處副主任。與在京江西籍人士接觸中,胡雨龍發現子女教育是老鄉們最頭疼的問題。
據不完全統計,江西籍在北京經商務工人員超過40萬人。對于這些在北京生存發展而又沒有北京戶籍的人來說,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很現實地面臨著子女在北京上學難、在北京高考更是天方夜譚的困局。無奈之余,孩子被送回老家。
“條件最好的家庭,有很多門路,可以選擇讀國際學校出國;條件差的家庭,家長自身還不穩定,沒有能力把孩子帶到北京來。但大多數家長處于能夠負擔,但求學無門的中間地帶。”胡雨龍說。
臨川育人學校現任校長魏媛媛曾在給家長們講座時說,“北漂”移民第二代,與父輩不同,他們對老家習俗文化沒有認知,甚至連家鄉話都不會說,老家對他們只是一個符號。如果把在大城市生活多年的孩子,一個人送回去讀書,他們會非常孤獨。如果在高中這個重要階段,長期得不到陪伴和引導,孩子就可能走上另一條路。
在北京臨川育人學校就讀高一的周林,一說話就是個標準的北京孩子。他不太能聽懂自己老家的江西話。周林出生在北京,也一直在這座城市長大。除了戶口,他和北京本地孩子沒有任何差別。
小升初那年,父親因為忙于生意,沒能及時給他辦齊“非京籍”學生就讀所需的“五證”,他連北京的初中都上不了。當時只有十二三歲的周林,孤身一人回到江西南昌的老家。
回憶起在那所縣重點學校上學的經歷,一口京腔的周林總結是“特奇葩”——70多個人擠在一間教室里,老師用話筒講課,才都保證所有人都能聽得到;有同學上課睡大覺沒人管,有同學抽煙喝酒打架也沒人管;課堂上的一個小細節,讓他真切感受到自己跟老家孩子的區別:老師在課堂上用普通話講了一個笑話,全班就他一個人笑,老師又用家鄉話講了一遍,全班大笑,他卻聽不懂了。
一個學期后,周林實在無法適應,回到了北京。隨后,他在打工子弟學校北京蒲公英中學念完了初中。今年中考之后,周林再次面臨離開北京的境遇。
離北京最近的是河北。周林去看過幾家河北的學校,他像多數生長在北京的孩子們一樣,受不了“外地同學”一門心思只為高考的壓抑。“他們簡直就像做題機器……”
“我們辦學的初衷,就是為了服務江西在北京打拼的這個群體。”胡雨龍說,“我搞教育這么多年,知道北京的教育資源是有限的,全國各地的人都在這里上學,北京的教育資源滿足不了。其次,這個城市的承受能力也容納不了。北京現在是一個兩難的境地,外地人在這里上學很難,如果放開高考北京承受不了,不放開又跟公平教育不符。放開與不放開都帶來很多問題。”
對于北京現行的入學政策,胡雨龍表示理解,與其抱怨去打“口水戰”,不如尋找一個更好的方式,來緩沖眼下的矛盾和沖突。在他的號召下,幾位在京企業界比較成功的江西籍人士決定投資創辦一所為解決江西“北漂”子女上學難的學校。
在北京辦學校,讓孩子在北京念書,重點是能和江西老家的高考對接——曾任臨川區教育局局長的胡雨龍在江西省駐京辦和北京江西商會的支持下,決心把臨川優質的教育資源整合起來,把臨川的老師、教育品牌、教材、教育理念移植到北京,為江西籍的孩子服務,最后還能跟江西高考無縫對接。
“這是放開和不放開之間的第三條路。”胡雨龍解釋,“這樣跟北京是沒有直接利益沖突的,不花政府一分錢,給政府分憂解難,又為老百姓解決后顧之憂,我們是在用行動來緩和這個老難題。”
異地辦學為什么能成?
這種異地辦學,關鍵是獲得兩地教委的認可,名正言順才能把握辦學的主動權 。一開始 ,胡雨龍就決心要辦成一家正規的民辦學校
在北京,胡雨龍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在全國,至少在2009年就有了類似的探索者。
在福建晉江打拼的重慶包工頭溫玉澤,2006年在晉江當地辦起了面向打工者子弟的荊山學校。2009年,溫玉澤有了“異地教學”的設想,并決定以自己家鄉為起點,創辦“異地高中班”。
當年,荊山學校實現了與四川、安徽、江西、重慶三省一市的對接,確定了與“異地高中班”對接的幾所民辦中學,荊山學校成為這些中學設置在晉江的教學點。
“全部采用所屬省份的教材、教輔、復習資料、試卷等,根據對接中學的教學安排、課程設置和進度表開展同步教學,保證教育教學、考試的接軌。”這是溫玉澤在第一屆“異地高中班”招生時作出的承諾。
溫玉澤的“異地高中班”在最高峰時實現了與六省一市對接。但隨著2012年福建省落實了異地高考政策,當地的學子對在異地念家鄉教材的“第三條路”的需求不再迫切。
鑒于北京的實際情況,北京臨川育人學校短期內不會遇到類似的政策變化。胡雨龍說,按現在的發展勢頭,等到真的變化那天,臨川育人學校或許已經站在北京優質民辦學校行列里面,可以游刃有余地換種活法。
據了解,目前,學校每年有50個京籍學生高一招生計劃。在該校就讀的學生符合建北京學籍條件的就可以辦理北京學籍,不符合建北京學籍條件的就建江西臨川學籍,也可以建學生戶口所在地的學籍。學生在高三畢業時,可以去江西參加高考,也可以回原籍參加高考。擁有北京戶籍的可以參加北京的高考。
現在臨川學校就讀高二的王夢涵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孩子就讀臨川中學前,母親王暉咨詢了很多業內人士,退休前曾是教師的父親也給她建議,“去昌平區教委咨詢咨詢。”跨入臨川中學校門,王暉第一感覺學校很正規,有宏偉的教學樓,各種硬件設施都很完備,“關鍵問題是孩子在這里有北京市的高中學籍,可以順利完成高中學業,參加高考。”讓王暉更有信心的是,“這里教學針對的是全國高考大綱,學的內容比北京普通高中相對難一些。這樣或許能讓孩子在北京參加高考時,更有優勢。”
胡雨龍說,這種異地辦學,關鍵是獲得兩地教委的認可,還需要優質教育品牌和資源的支撐。在江西省駐京辦和北京江西企業商會的鼎力推動下,學校得到了江西和北京有關教育主管部門的大力支持。
2014年年底,時任江西省副省長朱虹一行到北京臨川學校考察調研,為學校解決了很多實際問題。比如,老家來北京臨川學校任教的公辦教師允許保留編制以及高中生可以回原籍參加會考等;昌平區教委也給北京臨川學校提供了很多參加當地教育交流活動的信息和機會,給義務教育階段的非京籍學生每人每年補助1000元。
是不是那個臨川?
盡管在這里念完三年書,也仍然無法在北京參加高考,但是周林說他非常感謝這個學校 。“因為這兒能讓我在北京上學 。否則 ,我又要像以前一樣,回老家上學”
2012年,北京臨川育人學校招生時,招生簡章中寫道,“學校教育理念、教學模式、教材教法與江西臨川同步,其骨干教師來自臨川”。
第一年,北京臨川育人學校共招生70余人。“比想象中好。所有人心里都沒底。直到現在,我們也沒有廣告預算。只能靠老鄉們,尤其是商會口口相傳。當時,我們說,哪怕是5個人報名,也要辦。”胡雨龍說。
第一年,胡雨龍請來自己的老師、臨川一中退休校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盧國興老師擔任校長,并由他負責組建教學團隊。盧校長工作一年后,因年事已高返回江西。第四屆全國優秀英語教師、臨川二中原工會主席魏媛媛繼任校長至今。
在江西,臨川教育聞名遐邇。“十一五”期間,臨川所在的撫州市考取清華、北大學生占全省總量的35.76%,形成了“臨川教育現象”。
對臨川教材教法的信任,是學生家長對學校感興趣的主要原因。
同樣,不少來自臨川的老師到學校工作,開始也是信心滿滿,認為有臨川教育的經驗,一切都不是問題。現任校長魏媛媛就是其中之一。
魏媛媛在2013年年初加盟時,聽說一個年級只有30多人,非常自信。在臨川二中,按多年的平均成績,她一個班高考英語上120分的學生也能有60%之多。“區區30人,只要堅持抓,難道不能全部上120分?”
但第一次測驗后,魏媛媛就發現,此臨川非彼臨川。北京的學校是為“北漂”江西籍孩子創辦的,沒有錄取學生的門檻。這跟當初在臨川,要達到中考重點分數線以上的學生才能入學的高中完全不同。
根據孩子基礎偏弱情況,魏媛媛很快在學校實施了各種改革:為了培養學生定時誦讀和記憶,她施行了先晨讀再鍛煉最后吃早餐的制度;為了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她規定晚自習課,前30分鐘學生不能問問題,必須自己思考,最后15分鐘老師再集中解答;為了讓孩子“入門”學習,在北京臨川育人中學,每個學生都必須有3個本子,分別是筆記本、作業本和錯題本,每個本子老師都要按時批閱,讓孩子們在“三本”中找到方法,找到學習思路。
“我們老師經常學習,提升也很快,我個人認為以前在公立學校是白呆了。”來自臨川的小學語文教師付菊英說。目前,臨川學校小學部在北京共招了三個年級。
最重要的是因為要提高課堂效果,讓每個孩子上課有提問互動機會,臨川學校創造條件實施小班教學。魏媛媛抽出辦公桌上一疊裝訂好的A4紙,上面打印的是每個班今年9月月考的成績。每個班、每個學生、每個科目相對于上一次的考試的進步與退步,她都標記得一清二楚。
記者看到,一位學生姓名后被注明:有小聰明,比較浮躁。“這是要提醒班主任多跟這位學生談話。”魏媛媛說,“我們采取‘培優補偏’的教學制度,所有學生都有老師包干,一個老師要負責幾個學生,有針對性地施教。”
2014年從撫州加盟學校的英語老師袁貴明今年剛帶完一個高三班。“我們學校教師對學生做到一對一的輔導,對學生是很大的實惠。”
北京臨川育人學校在教學上還有一大優勢,就是能同時獲得北京和江西兩地的教學資源。臨川有關學校的內部試卷都會通過電子文檔傳到北京。“一開始我會把最難的題給換掉。這樣能激發學生繼續學習的興趣。不能把他們的信心打垮。”魏媛媛說。
至今為止,北京臨川育人學校已送走了兩屆高三畢業班。2015年高考,高三畢業生30人,達重點線2人,達本科線以上有11人,占總人數的36.7%,100%的考生超過大專(高職)線以上。2016年,高三畢業生33人,達重點線6人,達本科線15人。
這樣的數據,在魏媛媛臨川的執教經歷中,不值一提,但她卻格外珍惜現在的成績。她給《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講了一個例子:現在初三班上一位學生。因為從小在江西老家當留守兒童,到北京讀書的時候,已經沾染了抽煙喝酒的習慣。
班上一些同學的父母知道后,要求魏媛媛必須將這名學生開除。“家長以為我不聞不問,其實我們一直在給那位同學做工作。只是我們需要愛護孩子,私下指導交流,沒有當眾批評學生。”
最后,魏媛媛寧愿同意兩位成績較好的學生轉學,也沒有放棄這名同學。“為了一個,失去兩個,這不是貪圖學費。我告訴那位家長,我簽字開除一個同學很容易。但這個同學可能就被耽誤了。我同意你的孩子轉學,是因為還有別的學校會接收你的孩子,而她不行。”讓魏媛媛感到欣慰的是,這位同學在老師的耐心引導下,明白了許多做人、學習的道理,現在也積極參與社團活動,進步很大。
老校長盧國興曾說,別的學校是在種菜,我們是要育花。
走在臨川學校現在的教學樓里,一些班級的名字被“王安石”“湯顯祖”等臨川名人命名,美術室、音樂室等一應俱全。據學校老師介紹,現在學校450多名學生,有20多個興趣社團。
像來均、周林這樣從小在北京長大的孩子,對這邊的環境十分滿意。
一開始抗拒的是張奕超。先后獲得東城區少年圍棋冠軍、北京市少年圍棋比賽第二名,順利就讀北京人大附中西山分校的他,今年也面臨回新疆老家的困境。3月的一天,張奕超在家人陪同下參觀了北京臨川育人學校。
從北京中學教育金字塔頂端的人大附中到遠在昌平的民辦中學,張奕超說:“我情愿去打工,去教別人下棋,也不會去那個學校!”
父親張雷道:“還好,這一切都過去了,至少在臨川中學一個多月的學習生活中,孩子成長了。”
今年中考結束,慢慢接受現實的張奕超,拿著成績單和各種證書隨父親再次來到臨川學校,接待他們的魏校長對張奕超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孩子,你要知道,學習是有用的。”并且當即為優秀的張奕超減免了一部分學雜費,“孩子的努力得到了學校的認可,也為他樹立了信心。”張雷說,“我真心感謝臨川學校。”
胡雨龍給學校確立的校訓是——陽光、自信、篤學、超越。“陽光是第一位的。”魏媛媛說,不論是隨遷子女,還是留守兒童,在這個最需要陪伴的年紀,都要有人引導。
魏媛媛對自己的育人計劃信心滿滿。魏媛媛常給孩子們說:要理解中國的教育資源分配制度的現實。有些事情不是不為,而是確實暫時沒有條件。
盡管在這里念完三年書,依然無法在北京參加高考,但是周林說他非常感謝這個學校。“因為這兒能讓我在北京上學。否則,我又要像以前一樣,回老家上學。”
當初,由胡雨龍牽頭,幾位江西籍企業家第一年投資幾百萬元,把學校辦了起來。“一開始就說,就算連賠6年,也要把一屆學生培養出來。按照現在的勢頭,過一兩年就能收支平衡。”胡雨龍說。
胡雨龍的信心來自于全國高考命題政策的變化。2015年,江西高考取消語數外三科自主命題,徹底回歸全國卷。這就讓原本只針對江西高考的臨川教材,可以惠及原籍省份同樣使用全國卷的外省考生。和周林同宿舍的文天宇就是例子。從近幾屆高考看,家鄉黑龍江省的競爭尚不如江西激烈,文天宇認為自己接受3年臨川模式的教育,回黑龍江省高考將沒有影響甚至更占優勢。
于是,在2015年、2016年,學校招生有了較大進展。目前這屆高三只有34人,但2015年入學的高二年級有90多人,2016年入學的高一年級則有100多人。(記者李坤晟、尹平平、強曉玲 實習生于子悅、鄧陳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