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遼寧省原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鄭玉焯的落馬,遼寧系列賄選案涉案人,次第浮出水面。此前落馬的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蘇宏章,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王陽搞“拉票賄選”。而時任省委書記的王珉則是“對選舉發生拉票賄選問題負有主要領導責任和直接責任”。
有消息稱,遼寧賄選案牽出來的“葫蘆娃”,絕不僅僅是三四個省部級領導干部。據《中國經營報》近日披露,圍繞賄選問題,有關部門已經進行了為期至少4個月的調查,已經掌握了40多名涉案人員及其線索。 另據財新網報道,賄選風波涉及包括該省的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第十二屆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選舉在內的多場選舉,此前遼寧省委常委選舉也被波及。
可以想見,遼寧系列賄選案波及范圍之廣、涉及人數之多、后續影響之惡劣,或為近年來國內所僅見。
既為“賄”選,當然是以金錢贖買權力,也就是俗稱的“權錢交易”,其間,除存在個別獲得職位升遷、代表資格等顯性收益的當事人之外,必然會存在買單,也就是支付賄金的一方。盡管理論上像鄭玉焯、蘇宏章、王陽等官員也可能是“支付方”,但現實遠比簡單的“復盤”更復雜。類似“第三方支付”、“關聯交易”等盤根錯節的情形,“只有想不到,沒有辦不到”,更沒有“不敢去辦到”。
實際上,僅就目前已披露的信息看,真相已經在半路上了。據報道,多名官員、企業家涉遼寧賄選案,包括中興-沈陽商業大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芝旭,沈陽市原副市長祁鳴,鐵嶺市原市委書記吳野松等。其中,劉芝旭已因涉嫌嚴重違紀被抓。
不僅如此,王珉、鄭玉焯等高官一向“喜歡與商人來往”。王珉主政遼寧期間,一批來自南方企業家時常出入王珉家,和王珉打得火熱。一家來自江蘇房地產企業,在沈陽、大連多地開發高檔樓盤。這樣明顯的“勾肩搭背”,未免讓公眾浮想聯翩。
易言之,遼寧之所以發生震驚全國的賄選系列案,絕非偶然,而是與當地由來已久、扭曲的政商生態有著密切關系。官員與官員之間、官員與商人之間、商人與商人之間,應該存在一種看似隱秘、實則公然而行的利益關聯。官員在官場上的升遷,商人在市場上的獲利,均有賴于“黑金”為潤滑、為紐帶、為摧毀一切、肆行無忌的利器。
明了這一點,即可明白,蘇宏章何以能夠以“黑馬”姿態,從沈陽市委副書記一躍而榮升省委常委;時任阜新市委書記的王陽又何以在兩名候選人的差額選舉中,PK掉另一名候選人,升任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而鄭玉焯亦與王陽同時當選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同樣,亦可推測,一向作為全國工業重鎮的遼寧省,為何近些年來經濟持續低迷,GDP增速長期徘徊于全國倒數,甚至出現—0.1%的增長。很簡單,為了獲取買官的本錢,或者說純粹是為了賺錢,官員哪有心思關心工業的可持續發展,只想著賺快錢而已;賺黑錢,又容易與商人綁在同一輛戰車上。到頭來,經濟怎么可能發展?民生怎么可能保障?
遼寧政商生態的扭曲,一是體現在官場的“圈子化”、“幫派化”,只要不是圈子里的人,不僅不可能得到升遷,甚至連做事的環境也被擠壓;再就是政府的失信與公平公正的缺失,企業要發展,往往只能通過商業賄賂,與官員扭結在一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在這樣扭曲的政商生態下,即便是有想做事、能做事的企業、企業家,也很難獲得生存空間。不管是企業改制項目,還是政府投資項目,亦或是中小企業成長環境,均可能在這樣的混沌無序中,被抑制、被吞噬。這方面的案例并不鮮見。
一個清明的政治環境,不僅可以使官員心無旁騖,亦可使企業家獲得寬松的市場機會;反之,則百病叢生,甚至沉疴難治。在這樣的情境下,即便國家政策再傾斜、財政投入再龐大,恐怕也很難走上正確的發展路徑。
因此,當下中央重拳懲治遼寧系列賄選案,以“零容忍”的態度徹查有關責任人,一查到底,不留死角,乃是正本清源之舉。這不僅關系到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嚴肅性,也關乎地方經濟的穩定向好,關乎黑土地上千千萬萬老百姓的切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