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佑國: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建筑產業現代化專委會專家顧問
《意見》提出要“推廣街區制”,我對此持肯定態度。在1999年建設部召開的會議上,我就提出,新世紀中國的住宅建設要擺脫原有的小區模式,推行街坊式。那一年我在日本參觀的幕張新城住區就屬于街區式設計,每個組團一百多戶居民,由三四棟樓圍合而成,外圍是公共街道,底層是面向街道的商業服務業的店面,樓間院落(中庭)架空一層,下層停車,上層供居民休憩活動。如果我們借鑒國外,發展小型、組團式的“團地”住宅,百十戶居民圍合居住,不僅可以解決安全問題,而且能更好地利用空間、組織城市生活。
其實,國內有些住宅小區使用一些年頭后,底層的住家會被改成商店、辦公和服務用房,住宅前的小區道路會變成公共街道,封閉小區也就變成了開放的街區?!兑庖姟诽岢龅男^和大院“逐步打開”是在幾十年來的既成事實上作出改變,并非簡單的“拆墻”,更非一陣風強拆,而是:首先在法律法規上明確對小區公共物業的處理,保障業主的合法權益;其次要通過引導加強公眾對街區制的認識和理解,做好試點工作,包括現有小區改造的試點、已有街區式住區的經驗及新建小區規劃設計的試點等,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我國城市住宅建設沿襲的“住宅小區”模式來自蘇聯,幾十年來,全國各地建了大量的小區,而且小區規模隨著“大盤開發”越來越大,帶來了城市生活和交通領域的諸多問題。現在,北京市的望京、天通苑、回龍觀等特大型居住區都屬于“大盤開發”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中,政府職能缺失:一個居住區可容納幾十萬人,這完全是一個城市(甚至是歐洲不小的城市)的人口規模,而政府收取土地出讓金后,規劃與建設均交由開發商完成。對開發商而言,建住宅獲利最多,只需滿足居住區規劃建設的規范要求即可。這樣一來,這些區域的產業、公共服務與設施等城市功能就難以實現配套,結果住宅區建成了“睡城”,上百萬人住在那里,卻不在那里就業,人流就像潮汐一樣,早上上班涌向城里,晚上下班退回住區,大大增加了城市交通流量。若改變這些居住區的功能定位,將其建為“新城”,城市有政府,規劃就應由政府來主持,就要完善產業、公共服務與設施等城市功能的配套建設。所以,早在2004年中法兩國專家在清華討論交通問題時,作為東道主的我就曾在開幕式上講到:北京交通深層次的問題是城市定位和規劃問題。
《意見》還提到要“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在1999年的同一次會議上,我曾提出:我國憲法規定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城市公民),是否擁有獲取一塊居住用地的權利?我認為,公民首次購房、用于自己居住,且未超過所在城市的人均標準,不應支付土地價格。我國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推行住宅市場化,在此背景下談居住問題,就涉及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解。我的解讀是,政府的職能是社會主義的,而經濟可以市場化。住房問題是重大的民生問題,解決老百姓的居住問題是政府的責任。此次《意見》中提出,要“以政府為主保障困難群體基本住房需求,以市場為主滿足居民多層次住房需求”。我認為,在現在原有城市居民基本已有住房的背景下,這兩點意見是對以往市場模式的扭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