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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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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兩會期間，國家衛計委主任李斌5日在列席當天開幕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后經過“部長通道”時，針對網絡上廣泛流傳的女子怒斥號販子視頻表示：“我要感謝那位姑娘！一聲吼，推動了老大難問題的解決。”
李斌表示，號販子問題深層次上還是醫療資源的結構性矛盾。李斌在談及解決方法時說明還需“倒逼改革，要加快推進分級診療制度的建立”。
號販子是痼疾而又與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針對近期各地打擊號販子的工作，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獨家專訪了提案與之相關的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附屬眼耳鼻喉科醫院耳鼻喉科主任周梁，他認為號販子要從政府、醫院、執法部門等多個層面進行治理和打擊，“維護病人的利益”；要推進分級診療，培養患者預約意識。
周梁還認為，要推動修法，倒賣醫院號源者要入刑。
各方面聯動治理號販子
《21世紀》：號販子這個問題“久治不愈”，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為什么提出這個提案？
周梁：號販子的問題我在醫院聽了、見了很多年，我們醫院門口的號販子明碼標價，某某專家多少錢，他們都對醫院非常了解。
號販子對病人、醫院、醫生都有害的，病人不用說了，病人因此負擔很貴的掛號費，搞亂了醫療秩序。這種事情發生了以后，醫院和醫生在老百姓心中公信力下降，其實也是受害者，可能個別保安、醫護人員會勾結號販子，但總體是很少的，醫生一般不會做這種事情。
據稱，“號販子”拿號的方式主要有三種：其一，網上囤號。因為多數醫院的網絡掛號平臺并未與公安部門的身份證系統聯網，實名制成了“偽實名”。其二，倒賣占位。不少“號販子”在醫院專職蹲點，常年占據排隊掛號的“隊首”位置，甚至暴力干擾患者正常掛號。其三，獲取醫院內部號源。
這幾年來，雖然很多醫院在掛號方面做了很多改進，并借用網絡平臺來方便患者掛號。北京上海等很多城市都建立了預約掛號的統一平臺和114掛號平臺，很多醫院也開發了官方APP，但這些，依然解決不了掛號難的現實難題。APP掛號一經推出，就有了一堆專業用APP搶號源的黃牛黨。如今，“黃牛”們再不用起早貪黑守在門診掛號處，只需要在軟件上設置幾個對應的程式，就能輕松網羅大部分號源。號販子已然成為中國的一門職業，且工作模式已經從街邊模式轉到“互聯網+”模式，形形色色的APP公司應運而生。
《21世紀》：號販子對醫患雙方都有害，他們存在和產生的根源是什么？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周梁：現在一下子也沒有更好的辦法把這個事情馬上杜絕，這個說到底是一個供求矛盾。大醫院大專家的資源比較少，病人需求比較大。等到我們國家整個醫療發展到非常好了，基層醫院很強了，這事情自然會消失。在這之前，肯定是供不應求。
《21世紀》：北京市衛計委之前出臺了八項措施來打擊號販子，上海在這方面有什么措施？您覺得打擊號販子需要怎么做？
周梁：比如取消手工加號這個事情，上海也逐漸開始做，瑞金已經開始了。上海第一人民醫院專家門診開始實行這個辦法，之后可能會逐步擴大。手工加號肯定不是長期的辦法，應該要有更好的管理方法，規避號販子專門利用這個賺錢。
打擊號販子，從大的層面來說，醫改還要深入，現在提倡的分級診療要做好，基層醫院要做強。社區醫院醫療水平提高了，病人就不需要什么病都去北上廣的大醫院。全科醫生要做強，一線的一級、二級醫院的水平要提高，比如常見病、多發病都能處理。
第二，要實名制名副其實，現在還是可以鉆空子。很多網上掛號的資源還是被號販子所壟斷，要研究怎么通過網絡信息等方面把漏洞堵住。比如一人一次只能掛2個不同科室的號，同一科室一人一天只能掛一次號。看病與掛號必須出示與網上掛號時所用身份證，并與本人校對。掛完的號不可退，這樣可以大面積肅清黃牛。
第三，從醫院的角度來說，不能完全排除醫院員工串通號販子的事情，一旦查實要打擊、重罰。醫院方面加強管理，這當然對管理層也提出要求。
另外必須及時修法，讓倒賣醫院號源者入刑，增強法律威懾力，提高“黃牛”違法成本。公安部門要介入，這是一個系統工程，比較復雜，需要方方面面進行合作，而且打擊要持續，不能號販子被抓一兩天就放了。上海某大醫院的事件發生之后那幾天，我們醫院門口一個號販子都沒有了。這就很明顯，只要有人被抓，輿論在關注，他們就不來了。
《21世紀》：現在有一種說法是號販子存在還有另一個原因是醫務人員的價值沒有被體現，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周梁：目前的診療費確實比較便宜。上海市最近剛調整，正高掛號費是31塊，跟外面理個發的費用差不多。以前我們說腦外科醫生還不如一個理發的，現在還是這個狀況。
實際上掛號費支付的不僅僅是醫生看病的那幾分鐘的診療費用，這里面包含了醫生經過十幾年的學習，幾十年的經驗和積累，還有護士團隊的工作，病人可能還需要化驗、放射等等，這是維持診療的一個過程，是一個團隊的工作。現在的掛號費還是比較低。
不同級別醫院的掛號費要有區別，要有一個導向。醫療性的勞務費用要提高、藥費要降低、醫藥分離等這些都是需要做的，但在這個過程中要體現醫務人員價值。價值沒體現，就有可能被號販子鉆空子。
《21世紀》：分級診療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您覺得之后的重點和難點在于？
周梁：這需要一個過程，現在大眾的概念、習慣都還沒有建立。
分級診療方面，上海現在社區醫院做得不錯，我自己有些小的毛病也會去社區醫院。社區醫院建設得不錯，常見病處理得也不錯，醫生愿意花時間跟病人耐心地講解注意事項，這方面大醫院反而沒有太多時間講。
當然老百姓還是怕基層醫院不夠專業、誤診耽誤治療。所以要把全科醫生培養好，基層做好。實際上很多醫生不需要“高精尖”，國外全科做得好，病人生病第一想到的是找家庭醫生、社區醫生，由他們來進行初步處理或轉診到大醫院。這需要全科醫生在把關和篩選方面要做好，小毛病要看好，大毛病不要遺漏。
與此同時要解決好基層醫院醫生的兩個問題，一個是待遇問題，一個是晉升問題。大家都知道大醫院機會多，臨床、科研、教學各方面有機會，可以發文章，做高水平的研究，可以晉升。社區醫院就比較困難，所以要建立不同的評價體系，比如晉升就不要一定要求發表論文，可以看他解決問題的能力、治療疾病的能力以及病人的反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