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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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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里茨有一句名言：“21世紀之初影響世界的有兩件事：一個是美國的信息化，一個是中國的城市化”。他為什么說中國的城市化“影響”世界，而不是“造福”世界？
英國偉大的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也曾說過：“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中國人的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怎樣的世紀呢？未來30年，是中國城市化的加速階段。中國將完成從農村中國向著城市中國的大搬家。中國城市化之路走對了，當是世界之福；中國城市化之路走錯了，一定是世界之大禍。
中國人在路上
2011年的央視春晚，由觀眾選出的“我想上春晚”表演者“西單女孩”的一曲歌聲唱出了億萬中國人的心聲：“想家——想家——今年春節一定回家”。
據有關部門預測，2011年春運旅客發送量將達到28.5億人次。
2011年春運期間，廣東10萬農民工開摩托車返鄉，地方政府沿途設接待站，警車開道，那陣勢不亞于一場摩托化部隊的“閃電戰”；北滘京在年27、28進入春運高峰，火車票被票販子炒到六倍價格。九江長江大橋堵車20小時；而一輛在車禍中被撞得面目全非的客車，載著40名乘客硬是從江西開回重慶。警察驚為天人，但司機想得很簡單：“家里人還等著一起過年，怎么辦呀？”
每當春運來臨的時候，聚集在東部沿海城市的打工者都踏上艱難的返鄉之路，一票難求的背后反映的是我們城市化的不徹底，他們還不是城市市民，而是一群等待回家的農民。
2009年，中國總人口為13.35億，按國家對于居住半年以上為常住人口的統計口徑，其中城鎮常住人口6.22億，占總人口46.6%，這就是通常媒體或學界所說的“城市化率”。但是這6.22億城鎮常住人口并不都擁有城鎮戶籍，因而也就無權享受到包括住房保障在內的市民待遇。這些宏觀上已被計入“城市化”，微觀上還沒有“市民化”的國民，約有1.82億人，在沿海地區特別是珠三角的深圳、東莞，他們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了戶籍人口，而在順德，他們的數量與戶籍人口相當。
盡管北滘在城市化上的探索道路上已經邁出了堅實的一步，但目前面臨的問題還只是冰山一角。從世界各國城市化的一般規律看，加速城市化階段不僅會帶來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同時也會迎來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的集中期。城市化絕不僅是田園牧歌式的浪漫，也意味著高昂的社會代價。歐美在加速城市化階段產生了《英國工業階級狀況》、《共產黨宣言》，出現過巴黎公社起義和“五一”大罷工，可見這一階段也伴隨著社會的急劇調整和變革，各種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將逐漸顯現。
在某種意義上，歐美的城市化進程是一個將人逐步“原子化”并經過現代契約關系重新組合的過程。但在中國這樣一個鄉土觀念、血親觀念、家族（庭）觀念盛行并成為人們普遍內化精神和行為的國家，城市化的目標和手段到底該如何設定？從綜合開發研究院城市所多年的經驗積累看，無論是東部地區的山東德州、嵐山，還是西部的重慶巫溪，他們的城市化探索雖然涉及到了產業、空間、生態等諸多關鍵問題，但其中更為核心和實質性的是“人”、是“社會”的重建、是城市化過程中“家園”的重建。北滘的城市化實踐同樣也在“以人為本”、“因人而變”，其基本脈絡可以簡單描述為：通過“新”產業聚集新人群，新人群產生新需求，新老人群共建新城市。
半城市化困境從工業城鎮破解
三極困境——大城市的爆棚、鄉村的凋弊、工業城鎮的半城市化，其破解點難以指望大城市可以瘦身，也難以在脫離城市化的前提下建設新農村，因此，破解點必然要選在工業城鎮，讓這些工業城鎮從單純的工業區轉變成為多功能綜合性、有魅力的中小城市。
我們似乎可以做出這樣的回答，“三極困境”的解決需要在大城市與農村之間建設更多、更好、更適合人們安居樂業的“田園城市”，增加加速城市化的緩沖區和過渡帶，使得無論是大城市還是農村，人們都能夠選擇兩者之外的“第三塊磁鐵”。從現實情況看，破局的希望可能在于工業化過程中形成的大量專業鎮，特別是“兩江一海”三大都市圈內的百強縣和百強鎮。它們一旦在產業上轉型、在城市化質量上升級，同時保留鄉村田園的生態環境，將很可能成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近悅遠來的樂土，猶如霍華德的田園城市，成為破解中國之惑的一把鑰匙，圓中國人一個家園夢。
今天，在全國各地，一些昔日里單純的工業城鎮正在悄悄地發生著變化：在南海獅山，2007年起明確提出從工業園區到產業新城；在湖南長沙縣，自從2008年底將一個往日的行洪區團結垸退田還湖，營造一個都市湖面——松雅湖開始，在這個擁有國家級經開區的星沙新城里，“產城融合”成為轉變發展方式的抓手；深圳的寶安、龍崗兩區，隨著特區一體化，開始轉向多功能宜居的城區；山東省的日照市嵐山區，將面南的海岸從重化工業的重圍中撕開一個口子，為人民群眾留下了一段寶貴的生活岸線，從單純的重化工業區向著宜居城市在突圍。而北滘，以“智造北滘，魅力小城”實踐著人本的理念，城市的理念，家園的理念。
為什么百強縣百強鎮吸引人才的能力都不足？眾多百強縣（鎮）面臨共同的尷尬，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整個中國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后面臨的發展困惑。盡管從宏觀層面看，我們的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但在微觀層面，城市病和工業病卻在不同的局部同時出現，表現為另外一種形式的“斷裂”。一方面，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迅速攤大，并向四周蔓延，人口急劇膨脹，環境惡化、交通擁擠等“城市病”接連出現。而另一方面，廣大中西部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留下大量留守兒童和空巢老人，傳統鄉村呈現凋敝景象。而在大城市與鄉村之間還有諸如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的百強縣、專業鎮這樣的“半城市化”地帶。這些地方的產業結構與順德、北滘近似，都表現為工業獨大，服務業發展長期滯后并在低水平徘徊。部分本地人經濟富裕，但精神文化生活相對缺乏。城鎮規劃建設的水準和品位還比較落后，無法與產業的發展以及人們的長遠需求相互適應。更加深層的困惑還在于：一方面，經過三十年突飛猛進式的趕超，中國的經濟總量和國際地位都明顯增強，但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環境資源代價，低碳時代的來臨對目前中國粗放式的發展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戰。另一方面，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雙推進并沒能實現城市功能的同步完善優化和人們物質、精神生活的統籌兼顧。諾貝爾經濟學獎2001年得主約瑟夫·斯蒂格里茲曾說過，“21世紀之初影響世界的有兩件事：一個是美國的信息化，一個是中國的城市化”。城市化將成為今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大背景，也會成為經濟社會發展圍繞的重點和目標之一。城市化的本義是農村變為城市或者農民變成市民，其本質是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在城市定居和工作。從世界各國城市化發展的一般規律看，城市化往往伴隨原有社會群體的原子化過程，人們脫離鄉村熟人社會的社會關系進入城市，成為原子化的獨立個體，變換為一種“異質性”的生活方式，并在這種陌生人社會背景下建立起各種現代契約關系，形成現代城市文明。但就目前而言，中國城市化的進程似乎僅僅完成了“原子化”的過程，而接下來該如何將這些高度流動分散的原子有機地嵌入城市體系中，可能是今后中國城市化需要思考和回答的問題。應該說，順德和北滘多年來有關“城鄉一體化”、“城市化”的探索和實踐是在嘗試對上述問題作出回應，順德本地的傳統文化使他們將城市化看作一次建設自己家園的過程，無論是“城市化”還是“城鄉一體化”都是一種希望人們生活更美好的方式和手段。
打破這“三極困境”的著力點在哪里？大城市放開戶籍？建設新農村？還是努力讓更多的工業縣工業鎮轉變成為多功能綜合性的小城市？顯然，如果眾多的北滘變成了魅力小城，那么，二三產業就會趨于協調，出口與內需就會趨于協調，經濟發展就會更多地借力于知識創新。一句話，所謂科學發展，所謂轉變發展方式，北滘探索的各種努力之中，最重要的一招棋，就是眾多工業鎮、工業園區的再城市化。
在改革開放第一個30年，順德始終是一個產生工業經濟奇跡的地方，也是一直引起各方關注的地方。順德在市場經濟發展中的諸多探索和突破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順利推進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眼下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入，順德也不可避免地先人一步遭遇了發展瓶頸，經濟發達的高度工業化地帶如何發揮自身的基礎和優勢向現代城市轉型，這是時代再次賦予順德的艱巨使命。眼下順德北滘及其他鎮街都在通過各自的方式尋求從傳統工業重鎮轉向小城市的突圍路徑，這實際上是身先士卒，積極改變中國城市化的“三極困境”。它們是在探索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之路，希望能夠在優秀的農業文明基礎上，孕育先進的城市文明，走出和諧城市化之路。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在大城市的開發營造方面已經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北滘京、上海甚至可以堪比國際一流的現代都市，但與此同時，中國在二、三線城市的建設管理方面才剛剛起步，與國外圍繞在大都市周邊，規劃合理、建設一流、和諧自然的中小城市、衛星城相比，更是相形見絀。正如國家在十二五期間對城鎮化的重點規劃中表現出的，其著力點更多地集中在城鎮，隨著鐵路、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的完善，這將改變大都市與周邊城鎮的關系，為在大都市圈內營建更多的魅力小城創造了條件，這也是順德樣本之于中國下一步城市化的重要意義之一。其更深層的價值還在于：讓大都市中的“蟻族”們找到“一個不需要多大地方”、讓走出農村闖天下的“大哥”找到“一個不愿離開的家”、讓工業城鎮中打工的年輕人縮短“與城市的距離”。讓闖蕩和奔波中的民族，在未來的城鄉安一個心靈的家。
產業選擇與人口聚集
從城市發展的一般規律看，城市化的過程伴隨著人口的聚集，其首先依賴于產業的發展。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鄉村工業化過程中，北滘通過發展家電、家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聚集了一些人口。如果以目前的產業結構和行業形態繼續發展，盡管未來外來人口還有增加的可能性，但人口的素質和結構不會有明顯的變化和調整。當地一位干部說，“無非就是美的再多招幾萬流水線工人”。顯然在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的大背景下，北滘的資源消耗型產業在本地的發展將受到土地、環境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而大大弱化其集聚人口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城市化過程中人口素質也是至關重要的一個變量，它將對未來本地經濟社會發展影響深遠。在如何保持現有人口數量，更好地吸引外來高素質人群的問題上，有些地方熱衷在本地興建樓盤，利用本地比中心城市房屋價格低吸引外來人士前來居住，但這樣造成的問題是，吸引過來的人群往往將此地作為“臥城”，對地方產業發展沒有什么幫助。
所以，人口聚集還要通過發展產業來完成，但地方所選擇的產業又不能完全另起爐灶，與本地原有產業沒有任何關聯。一位北滘干部總結道，“想留一些人在北滘，就得通過一些產業去留。產業有很多種，有生產型的產業，也有創新型產業。政府發展工業設計是因為我們的工業特別發達，工業設計有自己生長的土壤，而且現在工業設計在中國也確實已慢慢發展起來，未來的成長空間很大，這也是政府大力推動的原因之一。”可見，一方面，工業設計與北滘工業具有天然的聯系，與原有產業是相互促進提升的關系，另一方面，工業設計的發展將引來一批工業設計師，這個群體的進入將對改變北滘人口結構產生重大影響。
設計師能否來小鎮？
同天的從業者們已經在北滘安家了。每天早晨韓鳳琴會在水邊街頭散步，晚上會在新城的廣場上與北滘的老百姓一起跳舞娛樂。雖然北滘發展工業設計具有一定的基礎和條件，但正如當初籌備工業設計園面臨的問題，園區具體的運營和管理者需要從外面聘請。北滘本地的工業設計企業還比較弱小，設計師數量也很有限，那么本地以外的設計師能否心甘情愿到北滘來呢？如果沒有一流設計師和設計團隊的加入，依靠自身的實力和水平，本地工業設計依附傳統制造業的現狀和低水平循環可能難以打破。從工業設計等創意產業在世界范圍內的一般實踐看，世界上比較大的創新設計中心大多集中在中心大城市，比如歐洲的法蘭克福、巴黎，亞洲的東京、首爾等。因為創意產業本身有一個特點，它需要信息高度互通，以及一個外圍相對較好的城市環境作為支撐。而對于一個設計師來講，他們需要有開闊的眼界，需要有溝通交流的環境，他們存在的最佳地域應該是大都市，尤其是國際性的大都市。這類設計企業和設計師存在發展的條件是能夠獲得足夠高價值的訂單，大型企業一般也傾向于到大城市做設計。比如在韓國，有一家企業，可能在釜山，也可能在仁川，但如果它要尋找設計來源的話，肯定會選擇首爾。
也就是說，在國外更多的情況是城市滋養出“工業設計”，但從目前北滘的實踐看，它更希望通過工業設計孕育出一座“小城”，這就要求工業設計產業在做大做強的過程中還要能夠吸引更多的高端人口。北滘能做到嗎？這可能是一個許多人關心的問題。從眼下的情形看，本地設計企業與制造業企業之間已經形成了相對默契的配合，同時工業設計園給本地設計企業提供了一個更加有力的博弈平臺，大家對工業設計的重視大大增強了。與此同時，大量外來工業設計企業和設計師選擇來到北滘，一方面因為其服務的對象和市場在這里，工業設計需要更貼近制造工廠、了解產品和生產流程；另一方面，大城市發展過程中顯現出的交通擁擠、環境污染、房價高漲等諸多問題恰恰是“小地方”的優勢，很多人看重的是北滘三、五年之后的發展，這可能才是對地方政府最大的考驗。
假如北滘能夠充分依托其現有區位、產業等優勢，進一步完善交通、居住、生活環境，利用三、五年的時間使得工業設計城規劃建設初見成效，城區梳理改造取得一定突破的話，那么，“魅力小城”的形態和氛圍一旦形成，對于新人群的吸納能力將大大增強，而目前還在大城市奮斗和打拼的年輕人到時候可能作出不一樣的選擇。畢竟對于設計師，或者是更廣義的中、高層人士來說，一般剛就業的時候，可能會選擇到大城市里面，隨著年齡的增長和閱歷的增加，到30—40歲以后，他們所尋求的可能不僅是一個能夠學習工作的地方，而是一個能落腳生活甚至開拓自己一份事業的地方，屆時北滘是不是能為他們提供這樣一個環境呢？
北滘：“新產業聚集新人群”
北滘的轉型探索之路也是摸著石頭過河，而且這個過程還在進行中。北滘鎮委書記徐國元也直言，選擇工業設計也是一步一步才看清的。正如前文所言，其實早在幾年前，北滘已經意識到了自身的軟肋所在，并開始采取一定的策略，比如通過規劃建設新區“惡補”城市化嚴重滯后工業化的毛病，但在實踐中也遇到了一些問題和困惑。畢竟現實中工業化與城市化之間千絲萬縷的關系遠不像圖表分析模型顯示的那樣簡單，不考慮未來的產業走向及發展態勢而孤立地推進城市化進程猶如西醫的不講病源只管“消炎”邏輯，最后的結果往往是城鎮化過程與產業提升兩張皮，無法全面實現相互促進、良性發展。
所以推動城市化應該考慮現有產業的未來走向，而不應僅僅想象“新興”產業的靜態影像。從這個意義上說，工業設計（包括范疇更廣一些的設計行業）不應被簡單看作是北滘的新興產業，它與本地家電行業一直保持著親密的互動關系。在經歷“三菱事件”的尷尬后，美的就著手成立了自己的工業設計部門，只是那個時候的工業設計無論是外部市場需求還是內部從業人員規模都十分弱小，但這并不妨礙其在與家電行業互動過程中按照自身邏輯穩步發展壯大。工業設計根植于北滘傳統家電行業的土壤，因此具有某種天然的適應性，且順德工業設計園的出現使其破土而出，未來將可能枝繁葉茂并慢慢向北滘以外的地方延伸，因而具有極強的成長性。而這又恰恰為北滘的城鎮化路徑提供了一個更為明晰的方向和目標。
與此同時，工業設計的成長性將帶來一個龐大的從業群體，這個群體的加入將對北滘原有人口結構、社會結構、需求結構等都產生深遠的影響，這將對今后北滘城鎮化的品質和水準起到極其關鍵性的導向作用。在美國著名城市社會學家沃斯看來，城市化（或稱都市性）的特征不僅意味著人口在空間上的集聚，更重要的是不同群體在互動中表現出的異質性。與改革開放之初的“星期六工程師”有所不同，今后進入北滘的工業設計師將可能由過去的“客人”變為“主人”。
鏈接：“星期六工程師”
1985年，《羊城晚報》的記者劉婉玲在順德龍江鎮的河邊守候了兩天，等候過路的“星期六工程師”，利用一起渡江的時間對他們進行采訪。這樣來回了多次后，她寫了一篇《從“星期六工程師”引出的》文章，報道了許多工程師周末下鄉鎮企業“走穴”的情況。從此，“星期六工程師”這一概念從廣東走向全國，并引起激烈的爭議。
順德的產業起步于農村和農民，技術人才緊缺，怎么辦？他們首先想到的是鄰近的廣州。廣州是中國首屈一指的大城市，自然匯聚了大量科技人才。但當時的人事制度十分保守，科技人員都很看重廣州這個大城市和自己體面的單位，一般都不愿意去農民經營的鄉鎮企業。
順德的老板就想，那就用你的休息時間吧。于是每當周末（那時是星期六），順德就派車到廣州的大學、研究機構和國有大企業，把那些工程師接到廠里，解決當時的技術問題。潘寧用車把“萬寶”的一名科長悄悄接來，幫助容聲冰箱解決了很多問題。美的在上馬電風扇的時候，就開始請“星期六工程師”。后來美的要實行全面質量管理，何享健也從當時的省經濟管理干部學院請來“星期六工程師”幫忙。
廣東省科委1987年做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廣州的一些科研單位，約有8%—10%的科技人員在從事“星期六工程師”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