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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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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最后一天的晚上9點，北京室外溫度為零下9攝氏度。在某大型商場門口，一個佝僂的身影趴在垃圾桶上，努力地摸索著里面的雜物。不一會兒，幾個可樂瓶、幾張廢紙就被挑出來，分別裝進她身后的蛇皮袋中。周圍是十幾個裹著羽絨服的年輕男女，他們正說笑著等紅燈。
這個身影屬于62歲的張明霞，一個在北京拾荒20多年的老人。在這20多年間，白天的北京，基本不屬于她，環衛工人、保潔公司的工作人員，會定期清理垃圾桶，不讓張明霞等拾荒者染指。只有等這些“正規軍”下班后，她才從只有半人高的窩棚中走出來，開始一整夜的工作。
非但如此，即使在黑夜中，張明霞也要面對另外的力量。她不得不每月給所在區域的“老炮兒”上交一部分費用，否則，她很難在此地立足。即使這樣，她收來的廢品也常常被人偷走，也時常在翻垃圾桶時，遭到其他拾荒者的襲擊。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副總工程師王維平，多年來一直和拾荒者打交道。據他調研，在北京的拾荒“野戰軍”足足有15萬人，分成多個“幫派”，分布在京城80多個地方。他們大多以“同鄉”形式聚集在一起，分割各自的利益區域。
張明霞等拾荒者，就在“正規軍”和“野戰軍”的夾縫中艱難生存。
很多人拖家帶口，進駐到各個城市的垃圾場，復制著暴富的發財之路
張明霞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一個人從湖南老家跑到北京“撿破爛兒”的。剛來北京時，因為租不起房，她找到一處城中村，用碎磚頭和舊油氈，靠著別人房子的墻根搭了一個窩棚。這么多年，她一直居住在那里。
從一開始，張明霞就卷入這個拾荒者的“江湖”。
城中村里的幾十戶家庭，大都是收購廢品的河南人。雖然已做鄰居20多年，但張明霞跟他們的交流并不多。
“他們也不叫我名字，就喊我‘蠻子’。”張明霞穿著一身撿來的舊棉衣，遠處車燈照過來，能看到她的手皸裂出一道道傷口，里面沾滿了黑色的污垢。她擤把鼻涕，紅著眼睛回憶：“有時一個瓶子扔過來，我想去撿，他們就從背后使勁拍我，說要打死我。”
有時她一覺醒來，屋子里整袋的塑料瓶就不見了蹤影。面對這些無奈，張明霞大多會默不做聲，“我不跟人吵架，也不能惹麻煩”。
這個老人并不知道，那時的北京的拾荒者“幫派”，幾乎每天都在發生激烈的爭斗。她所經歷的，不過是最平淡的一種。
據王維平介紹，最先進入北京“撿破爛兒”的是四川人。1987年的一天，一個四川巴中（原達州地區巴中市）人拿著政府部門開的“條子”來到他的辦公室，說“想進垃圾場撿垃圾”。
當時王維平在市環衛局負責北京垃圾場的管理工作，“收集、運輸、處理整個流程下來，一噸垃圾需要157元，既費錢又費事”。碰到有人自愿上門撿垃圾，他當即答應。“他們撿得越多越好，我們就省事兒了。”
獲得同意后，這個名叫杜茂洲的四川巴中人帶著家鄉弟兄涌進了北京一處垃圾場。幾乎在一夜之間，1000多畝的垃圾場圍墻邊上，全部搭起了一米半高的窩棚，500多人開始在那里生活。
在北京一座座垃圾山上，這些巴中人每月人均能“撿出”1500元，成了當時的高收入階層。而當時王維平一個月的工資也只有200多元。
杜茂洲理所當然地成了這500人的“把頭”，他們每人每月要向他上交500元的份子錢——這是來北京前，在老家當小學教師的杜茂洲不敢想象的。那時，他一年的工資只有400多元。
暴富的消息一傳開，散發著惡臭的垃圾場成了不少人眼中的香餑餑，吸引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拾荒隊伍中。當時只有47萬戶籍人口的四川巴中市，其中25萬人散布在全國各個城市以撿垃圾為生。到上世紀90年代，河南、河北、安徽、內蒙古、江蘇等省份的人，也開始拖家帶口地駐進垃圾場，夢想復制巴中人的發財之路。
河南固始人老秦就是在老家做生意失敗后，被鄰居拉到北京“撿破爛兒”的。
“那時在家做生意欠了27萬元，到北京撿4年破爛就還清了。”老秦坐在椅子上晃著二郎腿說。他的身后，是上下兩層堆滿塑料瓶的廢品倉庫。經過20多年的打拼，如今他已經成為一個廢品收購站的老板。
像這樣的人還有很多。他們在散發著惡臭的垃圾場，淘到了金子。
每個幫派都設立了自己的“飛虎隊”
自從巴中人進入北京的垃圾市場后，與北京垃圾業相關的一切，看起來都蒸蒸日上。不過，始料不及的是，與拾荒隊伍一起膨脹起來的，還有行業內的惡性競爭。
“從前，打架、械斗幾乎是家常便飯。”王維平攤開手比畫出一個圓形，“就這么大的地盤，四川人、河南人、河北人都想多占點，互相擠壓。”
老秦還記得，當時為了搶首鋼附近的一片垃圾場，“來了幾卡車人，武器都用上了”。
在這種局面下，每個幫派都設立了“飛虎隊”。他們是最能打的一批年輕人。王維平說，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這個龐大的群體已經成為北京治安最不穩定的因素之一。
也有拾荒者一直回避這個“江湖”，他們大多呈“原子型”分布，與外界保持著最低限度的聯系。張明霞就是他們中的一員，她沒有找湖南幫派，也沒有經歷過那些血雨腥風，她也因此無法進入垃圾場撿“寶貝”，只能年復一年地，依靠翻垃圾桶維持生計。
1997年，北京的拾荒隊伍已經擴大到了8.2萬人。這時，有關部門向王維平透露了一個信息：北京市刑事案件，其中七成以上是拾荒者犯下的。“有的人撿不著就偷，偷不著就搶，污水井蓋兒、綠地護欄、變壓器、甚至地鐵的電纜都給你鉸了。”王維平說。
為了緩解這種越來越混亂的局面，王維平憑借自己的“三把刀”，最終促成北京10多個拾荒幫派坐到一起，商議解決方案。
“第一把刀是恩情，當時他們發家都靠我；第二把是我的官方身份，我主管垃圾場；第三把是，我這兒有執法隊、城管。”王維平站起身，手臂在空中飛舞，描述著當時的場面。
“會議”最重要的成果是分工：“四川幫”有5.7萬人，負責撿垃圾；“河南幫”1.7萬人負責收廢品；“河北幫”1萬人，負責在四環外接應——城里收來的廢品運到這里進行分類回收，再賣給產業下游的廢品加工商；“江蘇幫”人數最少，只有1700人，他們負責回收地溝油。
這場“會議”奠定了北京拾荒者的格局。即便今天，一些“幫派”仍沿著當初劃分的老路繼續前行。
就在這場“會議”后，河南人老秦買了一輛小貨車，開始在天壇附近的胡同里定點收購廢品。這時，每個月除了給胡同里的“老炮兒”上交3000元外，他還能凈賺上萬元。
如今，老秦已經搬到了北京最大的廢品收購中心。那里聚集了200多家廢品收購商，其中140多家的老板是他的同鄉，河南固始縣人。
當時曾經出現在中央電視臺、鳳凰衛視等媒體上的“京城破爛王”，如今幾乎消失在公眾視野中
那次會議以后，昔日的“把頭”杜茂洲也在2001年創辦了廢品回收公司，統領著北京崇文、通州、平谷、昌平、密云5個區垃圾填埋場的廢品資源。4年后，被譽為“京城破爛王”的杜茂洲對著電視鏡頭意氣風發地說：“北京遍地是寶，只要你肯彎腰。”
只是，這個當時曾經出現在中央電視臺、鳳凰衛視等多家媒體上的“京城破爛王”，如今幾乎消失在了公眾視野中。10年前全市有1000多個未被治理的垃圾填埋場，到今年也僅剩76個。昔日依靠垃圾場生存的杜茂洲，現在卻因為垃圾場不再允許拾荒者進入而無處可去。他2006年在大興區投資的塑料加工廠，后來被作為“低端業態”被取締。
和杜茂洲一起消失的，還有當年5.7萬人的“四川幫”拾荒大軍。他們逐漸被河南人取代，只不過這些新的拾荒者也只能沿著大街翻垃圾桶，或者在建筑工地撿廢棄建材了。
“2009年時全北京有15萬拾荒者，2014年已經減少到了10萬人。”王維平擔憂拾荒隊伍的萎縮將導致北京垃圾處理不堪重負，“北京每年生產700萬噸垃圾，此外，這些拾荒者能夠回收700萬噸，現在廢品集散場一刀切地關閉，當然是不合理的。”
面對這種局面，有人提出建更多垃圾處理廠，提高垃圾處理能力。王維平卻認為這樣的對策不切實際。“北京沒地了。建一個垃圾廠最少得花3年的時間，而且建誰家門口都不愿意。”
在王維平看來，北京面臨著另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現在的垃圾處理廠只能對垃圾進行粗揀，遠沒有人工分揀精細。
和杜茂洲一樣，隨著北京和河北塑料加工廠的停業關閉，老秦的日子也不好過了。
“之前一星期就能處理一倉庫貨，現在要兩個星期才行。”站在自家堆滿洗衣液壺、電線輪轂和各種飯盒的倉庫前，老秦抱怨道，“河北文安那邊的廠子越來越少了，貨出不去。”
不僅如此，由于國際原油價格下跌，塑料價格也跟著大降。他把一個飯盒拿在手里搖了搖，皺起眉頭說：“去年這種塑料一公斤能賣到5.8元，今年才賣到1.8元。”
老秦收購點所在的這個大型廢品回收中心里，大多數商家都感受到了市場的“寒意”。
園區里的幾家廢鐵收購商已經停業，廢鐵的價格從去年的4.2元每公斤一路降到了今年的0.4元每公斤，舊鋼筋、生銹的鐵板堆滿他們倉庫的每一個角落。
“現在國家的鐵都用不完了，哪還要這破爛，他們賠了上百萬元啊。”老秦指著不遠處的一家廢鐵收購點，拉低聲音說。
不過，每天晚上7點開始，仍然會有三四百輛拉滿各種廢品的卡車會陸續進入園區。這種景象讓老秦感到放心，他相信國家不可能讓這個行業消失，“只要我們停業一個星期，你信不信全北京滿大街都會堆滿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