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規劃委副主任、新聞發言人王飛披露,北京行政副中心規劃已基本確定。到2017年,市屬行政單位整體或部分遷入工作取得實質性進展,遠期將帶動約40萬人疏解至通州。依照北京“一主、一副、兩軸、多點”的城鎮空間布局,順義、亦莊、大興、昌平、房山、懷柔、密云等10個新城及北京新機場地區等3個城鎮組團,負責承接中心城區人口和功能的疏解,計劃在2020年以以業控人的模式疏解15%的人口。但一些城市規劃業界人士并不認同這樣的疏解邏輯。(12月6日澎湃新聞網)
疏解部分城市功能、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就業人口到郊區甚至距離較遠的遠郊、衛星城,減輕中心城區的功能、人口和環境承載負擔——這樣的疏解邏輯要想變得現實可行,需要具備的前提是:被抽空的原有空間,不響應新增功能、人口。而這恰恰是很難實現的。
實際上,不光北京、上海,國內的其他一線城市、省會城市,中心城區的功能和人口向邊緣乃至異地遷移,這個過程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但原有空間會迅速配置新的功能,這種配置往往遵循了市場化運作的原則,配置效率高于此前,因而創造的經濟價值也更高,聚集的人口更多。這就是大城市對外不斷轉移功能和人口,中心城區的人口和環境承載負擔相反越來越大的原因。
被遷出中心城區的功能、人口、單位,特別是非企業總部的公司機構,需要在遷入地重建運營框架和供應鏈。最佳的方式是,按照某一類產業、行業的供應鏈條,完整遷徙到一個遷入地。但這種最佳方式只能停留在紙面,當代產業細分和融合趨勢下,不同產業、企業的供應鏈條復雜交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難做到按照批量數量的企業供應鏈條進行切分。因而依照行政指令遷徙的公司機構,將不得不在全新的遷入地重建自己的運營框架和供應鏈,為之將付出較高的轉型磨合成本。
更大的難題在于,以北京建設若干個“新城”和“城鎮組團”為例,這些“新城”已經經過幾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規劃建設,形成了自行一套的城鎮體系,如果要吸納承接新的功能和人口,只能在現有的“新城”城區、產業園區周邊另行建設。這對于被遷出中心城區的人口和機構而言,無疑意味著相關的公共服務和管理配套要下降至少兩個層次(從服務和管理水準最高的中心城區遷入“新城”,降低一等,而在“新城”又被安置在新建區域,很可能會面臨服務和管理缺失的困境)。
綜上所述,以降低北京中心城區的功能、人口和環境承載負擔為目標的空間布局,分別面臨遷出空間重新集聚更多功能和人口、被遷出公司機構重建供應鏈、被選為“新城”的遷入地現有空間容納能力等至少三方面困難或挑戰。這些困難或挑戰將對沖疏散調整的作用,并降低相關單位和人口響應遷出的意愿,可能造成疏散調整流于形式(例如被遷出人口仍將選擇返回原有城區居住,通過公共交通、城際交通通勤,將而今北京中心城區的交通擁堵和公共交通運營壓力擴散到城區與郊區之間的更大范圍)。
當然,從樂觀的角度來看,上述困難或挑戰并非找不到破解解決的思路和法子。要有效增強遷出人口、機構的響應意愿,就需要由政府及“新城”、“城鎮組團”的開發單位在遷入地新區,加緊公共管理和服務的布局,建設和供給標準不低于中心城區,并在疏散遷徙過程中對相關的城際交通線路實行優惠票價,降低相關人口、機構遷出的適應成本、磨合成本。與之同時,疏散遷移要盡可能的調動國內國際的知名互聯網企業、互聯網創新創業公司參與,鼓勵這些企業圍繞實體經濟各行業、公共管理和服務領域開展商業模式、服務方式的創新,推動北京中心城區和“新城”、“城鎮組團”建設優質輕型的產業新布局,減輕環境承載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