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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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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簡介：于建嶸，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曾在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美國哈佛大學進行過學術交流。已發表和出版過《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抗爭性政治：中國政治社會學基本問題》等大量著述。
“我們在痛苦中回憶，我們歡笑中期待?！被⒛隁q末，京郊宋莊。著名學者于建嶸滿懷激情地總結“我們這一年：2010”，他的最新文集《底層立場》出版。
對此，鳳凰網不少網友評論說，在當前中國，于建嶸最有資格代表“底層立場”：打過游擊戰的父親在文革中被打成了“土匪”，于建嶸全家也被撤銷了戶口；沒有糧票，母親只好去糧站撿掃垃圾米；沒有布票，母親就把麻布袋子染黑了做布料，給于建嶸做成外套；千方百計獲得了旁聽的機會，興高采烈的來到小學教室里，結果卻被街坊家的孩子認了出來，她高喊著命令把這名“黑人”拖了出去，麻布衣服也被撕爛了。
三十多年來，于建嶸一直在思索：如何讓子孫后代免于“黑人”的遭遇，他立誓關注底層人群，代表底層立場，表達對城市化進程中弱勢群體的終極關懷。
城市化“拆”到農村
“現在中國到了非常關鍵的時刻，你們作為執政者，要拿出自己的智慧、勇氣和品格，真正愛民親民。只有如此，這個國家當前面臨的困難才能被克服，中國才能算得上真正崛起?！庇诮◣V的正式頭銜是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作為一流的學者，他一直用理性的思維、實證的方法來觀察疾速的中國城市化進程。
城市化過程中最大的問題是農民的權益保護問題。對此，于建嶸進一步解釋說，當前中國的城市化是在兩個大背景下發生的，權力和利益在城鄉二元結構中的分配失衡，這是農民工的權益問題的權力根源；二是農民沒有真正的土地所有權，這直接帶來了農民的權益問題。
于建嶸認為，農民權益問題突出地表現在一個“拆”字上。根據他對農民上訪問題的統計，當前農村，土地糾紛已占農村群體性事件的65%，是影響農村社會穩定和發展的首要問題。
“圍繞土地（產生）的利益太大了，農民又太弱了。”于建嶸說，有一些地方政府強勢推進土地占補平衡政策，甚至通過讓農民“上樓”而獲得用地的指標，再通過招標拍賣獲得土地出讓的收入，這被戲稱為“土地財政”。圍繞土地的利益博弈中，農民是個體，而地方政府掌握公權力。
有數據顯示，改革開放30多年來，有5000萬-6000萬農民失去土地。部分已成為城市居民，但還有近一半的人沒有工作和社會福利的保障。
“農二代”易入歧途
農民進城后依舊面臨著生活的困境和身份的焦慮。于建嶸曾在珠三角廣泛調查新生代農民工問題，也有人形容這是“農二代問題”。
于建嶸如是描述這一現象：“新生代農民工既包括第二代農民工，他們是從農村來到城市的青少年；又包括農民工二代，這些人的父母很早就在城市打工，他們自幼在城市長大,大多是直接從學校出來到社會，幾乎失去了經歷農民的階段。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不愿或不能回到農村了，一旦不能在城市立足，就會鋌而走險，走上歧路?！?/p>
“新底層”是于建嶸在《底層立場》中提出的新概念。他表示，傳統底層民眾經濟貧困，受教育程度低，社會地位低，個人能力低。而“新底層”或多或少地接受過正規教育甚至高等教育，但收入不高或經濟壓力較大。他們身居城市卻享受不到城市生活的福利。他們的社會地位也較低，甚至正在被邊緣化。
城市化不可避免
物質相對困窘的背后，還有身份的焦慮。畢竟在傳統的中國人的人倫結構中，“安土重遷”是慣常的生活模式。在中國城市化的大浪潮里，農民工成為城鄉之間遷徙的候鳥。在這一群體種，是否存在一種“故鄉淪陷”的情結？
于建嶸拋出的觀點表現出少有的樂觀，并不認同“安土重遷”的說法。他認為，“農民工的身份確實是漂移的，就像浮萍一樣沒有根。他們之間很多人是愿意拼搏、擁有大的人生理想的，所以他們紛紛來到城市。城市化過程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對很多人來說很痛苦。但是城市化的社會學意義上，我們要看到它是積極的?！?/p>
于建嶸多次提出“三點論”，希望以此來打破新生代農民工的困局：首先是給新生代農民工以最低社會保障，“如果沒有能力買保險，社會救濟也行?！逼浯?，就是降低進入城市的門檻，包括入籍、住房、就業等門檻。再者應培養新生代農民的社區感，讓他們真正融入城市，獲得相應的群體身份認同。
這些對策可以歸結為一句話：農民“市民化”。
農民“市民化”是出路
“未來20年，中國將以每年2000萬人的速度，實現農民向市民的轉變?！敝袊l展研究基金會公布的《中國發展報告2010》這樣預測說，中國正在進入城市化的快車道。
高達4億的農村人口正向城市大遷徙，最緊迫的問題是什么？于建嶸對話鳳凰網時表示，“在制度上確立農民市民化。”
于建嶸的這一建議在2010年出臺的“十二五”規劃中可見端倪，但依舊缺乏實施的細節。該文件透露，“十二五”時期農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在于綜合考慮資源分配的可能性、農民工進程定居的需要，使其獲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這可以大大降低農民工在城市定居的制度成本，從而提升其在城鎮定居的能力和意愿。
在于建嶸看來，農民市民化絕不是一句宣傳口號，而應該有具體的政策措施。
“這不僅是農民市民化，而是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服務需要均等化。”于建嶸認為，在中國，農民工實現社會身份的轉換有兩種途徑：一是將戶口轉為城鎮戶口，二是無論其為何種戶口而給予其與城市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務。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于建嶸敏銳地發現了農民“市民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第一，在戶籍轉換的過程中，雖然戶口轉成非農，但失去了土地，農民失去了最后的依靠，最后卻沒有得到市民的同等待遇。第二，城市仍沒有建起完備的、均等化的公共體系，農民工進入城市，除了得到一份工作，卻并沒有真正的融入城市的社區、城市的語境、城市的生態。
“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關鍵在于給予他們選擇權?！痹诮邮茗P凰網的專訪中，于建嶸這樣解釋“選擇權”：關于選擇的突破，也要求制度性的突破；農民可以自己選擇戶口、房子，可以選擇自己回流農村，同時社保制度相應配套。而從前的限制性的政策、強制農民戶口變成非農等等，應該盡早轉變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