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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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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簡介：佐藤城，日本拓殖大學教授，比較政治經濟學者，對日本、中國和俄羅斯現代化問題卓有研究。
農民被迫走向城市化
鳳凰網：日本在一百多年的時間里，實現了高度的城市化，能否簡要介紹下這一歷史過程？
佐藤城司：日本和中國的情況有著很大不同。日本國土很狹小，土地條件很差，但又人口眾多，85％的國土是山地和丘陵，從地理條件來看，日本就不是一個理想的農業國家。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農業生產關系十分落后，生產技術水平很低，勞動生產率和商品化、大眾化的程度也非常低下。
100多年前，我的祖父一家就曾在札幌附近的農村生活，他們主要靠種植稻米為生，全家兩個人辛苦勞動，也只能養活三個孩子，以至于后來生下的兩個孩子，一個患病夭折了，另一個因為祖母營養不良，沒有哺乳，餓死了。當時的農業生產水平就是這個樣子，很多人為了生存都到札幌、東京等地謀生，都是被迫走向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當然，同中國的情形類似，日本也是在一個比較低的起點上開始城市化的。
大城戰略可保護土地
鳳凰網：土地作為最基本的生產資料，是農民最后的社會保障和依靠。您認為，將農民和土地相剝離是否殘忍？
佐藤城司：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城市化并不是某些文學作家描述的那么殘酷的過程，也不是馬克思描述的那么赤裸血腥。其實，很多人在傳統的農社里已經生活不下去了，才進入城市的工廠。日本的城市化是工業化的結果，工廠的迅速發展產生了大量的勞動力需求，這對貧窮的農村人口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也使大部分的勞動力從土地上轉移了出來。
日本戰敗后的經濟高速增長都受益于城市化和發展大城市的戰略。大城市土地利用率高，可以容納大量人口，更高的規模收益和就業機會，這就是經濟學上的聚集效應。在日本，發展大城市意義更大，解決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從而最大限度地保護了耕地、森林。日本戰后幾十年，耕地減少的幅度并不大，不能不說是受惠于大城市發展戰略。
也就是說，選擇大城發展戰略，還能保護農民的土地。相反，我認為，中國發展中小城市、控制大城市規模的策略，不利于耕地的保護，中國很多偏遠的縣鎮都面臨著土地糾紛。
必須依照市場交易規則
鳳凰網：在日本的城市化進程中，是否出現了城市過度汲取農村資源的現象？
佐藤城司：日本的城市化是依照市場規則進行的，是公平的市場交易，不存在過度榨取農村資源的現象。我們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并沒有孤立地發展大城市，置農村的發展不顧，而是有目標地實現城鄉一體化。日本城市的功能設置不局限在城市內部，它把周圍的農村也包括在內，呈放射形的擴散。
在日本的城市化過程中，還有“兼業農戶”現象。農民除了種田種菜外，還在工廠做工，或者經商，這些都是一種跨行業的勞動。在農村家庭中，有一個以上的成員從事農業之外的勞動，或者每年從事30天以上的“農外勞動”，或兼營商業，其全年銷售收入在一定金額以上的家庭，都屬于兼業農戶，他們享受政府的稅收優惠。政府鼓勵兼業農戶的現象就是維護農民對土地的熱情。
農民可自由選擇城市化
鳳凰網：按照法國社會學家圖海納的說法，傳統的農業社會是金字塔式的穩定結構，但隨著城市化的加快，很多農民都被拋棄到了這一社會結構之外。日本是否也存在這種現象？
佐藤城司：城市化將農民拋出社會結構的現象，我認為在日本是不存在的。前面已經說過，政府和社團都鼓勵“兼業農戶”的存在，就是維護原有農民的生存利益，不至于產生身份上的焦慮。
農民可以自由選擇進入城市或退出城市，遷徙是自由的。1973年的時候，日本城市化水平達到71％，實現了高度城市化。隨后，一些人開始從他們居住的大城市遷出，搬至大城市周圍的衛星城、中小城市，甚至年老之后，很多人選擇回到了傳統的農社，這導致了大城市中心城區人口減少的空洞現象，也就是國際上的“逆城市化”現象。
鳳凰網：您覺得日本的城市化有哪些經驗和教訓，對中國當前的城市化具有借鑒意義？
佐藤城司：日本的城市化過程中帶來的大量問題，工業污染，住房擁擠，交通堵塞，城市地價飚升，給經濟發展埋下了致命的禍患，這種現象在中國的北京、上海已經出現了。（感謝陳成之提供日文翻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