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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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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屆五中全會，這個牽涉13億人未來五年命運的國家級政治經濟活動，近期無疑成為顯性話題。
“五中全會”經濟議題何去何從？
今天分享組員張廣昭的思考，他現任職于中央機關某單位。
9月26日至29日，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召開。從1953年起，中國已經先后實施了12個五年規劃或計劃。在共和國的經濟敘事中，五年規劃堪稱國之大綱。
只能迎難而上
是次五中全會的最主要議程是研究制定“十三五”規劃?！笆濉币巹澐浅Ｖ匾?，不僅是因為這是習近平執政以來制定的第一個五年規劃，而且是因為“十三五”時期中國要實現第一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一個十三億人口大國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十分不易。但這是十八大許下的政治承諾，事關黨的信譽。對于習近平等領導層來說，沒有后路可退，只能迎難而上。
經濟發展新常態背景之下
可以預見，“十三五”規劃制定一定是置于“經濟發展新常態”背景之下。習近平多次強調，“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蹦敲?，新常態背景下的增長速度、結構調整、生態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人口政策等怎樣行進，將中國帶向何方？
增長速度
國家統計局剛發布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6.9%，引起輿論一片聲音。但是，在當前的國際經濟形勢下，在中國當前的經濟體量下，能取得這樣的增速已經非常不簡單。關于增速問題，李克強最近表態“我們從來沒有講過要死守某一個點”。對于中央來說，無論是7%，還是6.5%，抑或其他增長比，都一定是在充分考慮經濟發展新常態、權衡各種因素后作出的決策。
這其中，有兩個考量因素起到關鍵作用。一是就業擴大、收入增長需要；一是為調結構、深化改革留有空間。經濟增長從來不是單獨敘事，與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密切相連。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都是一樣的。這就是馬克思所講的政治經濟學。
結構調整
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層在經濟工作上一直小心平衡著“增長”和“質量”“效益”之間的關系。增長、質量、效率從何而來？無疑是從經濟結構調整中來，從十八大提出的“新四化”(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中來，從“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一帶一路”三大戰略實施中來。
生態體制改革
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將是“十三五”重頭戲，這是發展階段和國情民情決定。生態環境問題歸根到底是經濟增長方式問題，而且日益與政治問題、社會問題關聯。近幾年出現的“鄰避效應”，就是人們愈發關注生態、注重環保的體現。因此，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意義不僅是經濟上，而且具備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
國有企業改革
國有企業改革也將是“十三五”的重要內容。筆者認為，國有企業是中共和中國政府事業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不可能走向西方不遺余力呼吁的“私有化”方向，而是朝著做大做強方向改。更具體地說，就是增強國有企業活力、影響力、和抗風險能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目的就在于此。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國有企業改革一定是堅持問題導向，主要解決內部管理混亂和尋租護租問題，堅決防止內部形成利益集團，阻撓全面深改大局。
人口政策調整
在當前中國面臨人口老齡化、“中等收入陷阱”的處境下，人口政策穩步有序調整成為必然選擇。這其中，“延遲退休”、“全面二孩”等備受人們關注的政策，“十三五”應當會予以關注和回應。
中國體制優勢
五年規劃，已成為展現中國體制優勢的代名詞。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寫到：“由于西方民主政府經常改變的目標和頻繁更換它的人員，所以它的事業缺乏首尾一貫性或經常半途而廢”。相比，以五年規劃為代表的中國公共決策行為和模式，更具前瞻性和戰略性。當然，無論五中全會制定怎樣的“十三五”規劃，更關鍵的在于讓紙上規劃在現實中得以落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