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進程提速、都市人口膨脹,人們將目光投向地下空間。截至2009年6月,廣州規劃建設的地下商場、地下通道、商業街等地下空間開發項目,建筑面積達1900多萬平方米。上海已開發利用的地下空間面積達4000萬平方米,相當于中心城區600平方公里面積的6.7%。
○地下空間開發利用缺乏規劃,人防、地鐵、各種工程管線和正在出現的“地下空間產權式開發”都在各自發展。而地下空間一旦開發利用,地層結構不可能恢復原狀,已建的地下設施將影響到周邊地區的使用,一旦陷入混亂將未來導致巨大的經濟損失。
○安全始終是設計者不得不優先考慮的問題。相比地面建筑,地下空間災情更重,受災面大、升溫快且溫度高,消防始終是地下空間發展的羈絆之一。1973年之后,由于火災,日本一度對地下街建設規定了若干限制措施,使得新開發的城市地下街數量有所減少。
亞運期間,絢麗的廣州塔之北,花城廣場在亞運開幕前低調開放。人們在廣場上駐足觀看海心沙時,或許不曾想到,腳下數十米深處一座“地下之城”正在孕育。
珠江新城核心區的地下空間總建筑面積40.8萬平方米,交通工具包括公交車、私家車、地鐵、輪軌,還配備了下沉景觀廣場系列、商業購物廊等,有望在明年6月揭開面紗。
城市化進程加速、都市人口膨脹,城市空間日益窘迫的時刻,人們將目光投向沉睡的地下空間。有專家預測,21世紀末,將有1/3的世界人口工作、生活在地下空間。
如果能給城市照一張X光片的話,我們將會看到地下互聯貫通的洞穴交織,像被鏤空的混凝土雕塑。城市則是一個建構極其復雜的合成體,如今它像是懸浮在空中花園,腳底下遍布著危機四伏的地下水泥森林。
21世紀中國城市的開發重點或是“往下走”,然而,一份調查報告指出,我國地下空間開發利用在規模和建設速度居世界前列,但與日本等發達國家相比,規劃、技術、安全、法律等仍有不小差距。
“地下穴居”過新生活
目前,廣州地下空間開發利用以地下交通為主流。琶洲體育公園、宏城廣場、火車東站廣場、天河體育中心將逐步納入“地下城市”
“相當便利,坐的時間還想更長一些”,在廣州珠江新城去天河南的旅客自動輸送系統(APM)上,日本東京一家公司駐中國代表三村和涉谷說,工作之余便拿著廣州地圖,乘坐地鐵去各個景點游玩。
地鐵,是日本最便捷的交通工具之一。東京密布著流量上千萬人次的地鐵網,衍生出的鱗次櫛比的地下街商店。三村和涉谷說,國土面積有限的日本曾提出要在一個日本的基礎上變出10個日本。
經濟狂飆突進的中國,近幾年的地下空間開發也開始升溫和“發燒”。
從上世紀90年代起,廣州對地下空間開發利用進入快速開發時期。目前,廣州地下空間開發利用以地下交通為主流,包括城市軌道交通、地下快速道路和地下物流系統等,在此基礎上展開地下商場、停車場等功能綜合、系統完整的地下綜合體項目。
如今,高企的城市土地價值,與商業地產的高額利潤相比,給高成本的地下空間開發增加了沖動。
“作為解決城市資源與環境危機的重要措施,地下空間開發利用是解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中國工程院院士、隧道及地下工程專家王夢恕說。
一出廣州烈士陵園地鐵站的閘口,無需再經過地面,就可以到達流行前線商鋪區。類似的集人防、地鐵出口、人行隧道和地下商業街于一體的綜合性項目,如體育西路站天河城、客村站麗影廣場、江南新地等也在廣州大量涌現。
隨著地鐵線路四通八達,與地鐵站點相連的“地下城”開始成為商業旺地。地鐵及結合地鐵站建設的地下空間項目,以及900多萬平方米的地面建筑同步配套修建的地下空間項目,還有一些獨立建設的地下商場,包括6800個停車位的天河體育中心地下停車場等。
有評論認為,2010年是廣州戰略規劃修編的“元年”,在“亞運會”“國家中心城市”的光環下,廣州在國際上要有更大的“分量”,對南中國的影響力要“更大”。
在21世紀,一座城市地下空間開發的程度,已成為該城市能否成為國際一流城市的標準,發展和利用地下空間也是解決土地緊缺和節約能源的最簡單可行的辦法之一。
正在建設中的花城廣場被譽為“廣州新客廳”,也被稱為“亞洲最大”。它位于珠江新城中軸線,上下四層結構,包括地面大型綠化公園以及三層地下空間,負一層是地下市政通道,包含隧道、車行通道,以及約15萬平方米的購物商業城;負二層是以小汽車為主的停車場,共有3000多個車位;負三層是APM。
而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已開發利用的地下空間面積達4000萬平方米,相當于中心城區面積600平方公里的6.7%。武漢在2009年投資15億元,開建總建筑面積12.6萬平方米的“地下漢正街”,號稱是國內最大的單建式(僅為地下)人防工程。
北京地下空間建設的速度驚人:平均每年增加的建筑面積約300萬平方米,占總建筑面積的10%,商業設施占七成。
這或許只是個開始:北京計劃在2020年以前,重點發展17個大型地下空間項目,并達到9000萬平方米的地下使用面積,是目前3000萬平方米使用面積的3倍。
而截至2009年6月,廣州規劃建設的地下商場、地下通道、商業街、停車場等一批地下空間開發項目,建筑面積達1900多萬平方米,相當于60多個廣州奧體中心的面積。
據了解,位于廣州的琶洲體育公園、宏城廣場、火車東站廣場、天河體育中心也將逐步納入“地下城市”。
地下開發開始爭奪
現行國家法律和地方性法規沒有明確地下空間建設用地審批和權屬管理,因而在地下空間開發利用的過程中暴露出很多問題
此起彼伏的高樓“暗戰”和多達數十層樓高的立交橋讓城市不堪重負,像廣州這樣的經濟重城,軌道交通的輸送管道正伸向城市的每一個角落。
面對無限寬廣的地下空間,我國的眾多城市猶如田徑場上準備不足的運動員,卻還在“熱身”。
如何在有限的土地空間中獲得合理的最高城市容量,同時又保持充足的陽光、新鮮的空氣、優美的綠化景觀,為居民提供良好的居住和工作條件,地下空間的開發和利用顯得尤其重要。
2010年年初,廣州市規劃局局長王東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廣州目前就地下空間問題還未形成統一規劃,這使目前的地下建設項目無法對接、形成網絡,且均停留在淺表層開發。
廣州市人大城建委的一份調研報告指出,除了各種專項規劃外,廣州尚未編制完成一部地下空間開發總體規劃,使得地下空間的開發規劃缺乏整體性和系統性。如此龐大的“地下城市”,各種設施卻仍處于各自為政的階段。
地下空間開發利用過程缺乏規劃,管線遷改成為城市改造的瓶頸,人防、地鐵、各種工程管線和正在出現的“地下空間產權式開發”都在各自發展。
“城市規劃不能攤煎餅,而是要有統一和立體化的規劃,以避免時不時對城市路面的開膛剖肚。”王夢恕說。
地下空間一旦開發利用,地層結構就不可能恢復原狀,已建的地下設施將影響到周邊地區的使用,一旦陷入混亂將導致未來巨大的經濟損失。
“我國地下空間的發展,首先應該運用共同溝的理念,多建地下停車場和地下商場,和軌道交通一起,成為城市運輸的紐帶。”
目前業界廣泛推薦的模式是“共同溝”———地下城市管道綜合廊道。“共同溝”一旦建成,在城市地下便擁有一個專屬的隧道空間,集市政、電力、通訊、燃氣、給排水等各種管線于一體,設有專門的檢修口、吊裝口和監測系統,實施統一規劃、統一設計、統一建設和管理,因此被世界主要城市廣泛采用。
最棘手的來自法律歸屬權的空白。1997年,建設部頒布了《城市地下空間開發利用管理規定》,也是國內關于地下空間利用的基本大法,雖然使地下空間開發利用有章可循,但停留在行政管理范疇,并沒有明確對開發利用中涉及的民事權益如何確定和保護。現行國家法律和地方性法規也沒有明確地下空間建設用地審批和權屬管理,因而在地下空間開發利用的過程中暴露出很多問題。
去年6月,廣州向二沙島17棟違章別墅“開刀”。而業主向地下挖沒有法律規定,成為城管部門拆除的掣肘之一。不少地下人防工程已轉型為地下商場或公司,但因其身份的特殊性,在土地和建筑產權方面權屬不清,引發出多方管理與無人管理并存等問題。
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很多地鐵和地下隧道要穿過城中村,而廣州城中村保留集體土地性質,這些地下空間到底是國家的還是集體所有,并沒有明確的法律來規定。
地下空間暗藏危險
地下停車場更是成了汽車尾氣排放的高聚集地,如果通風效果不好,在停車場短時間停留都會造成頭痛、惡心等感覺
如果能給城市照一張X光片的話,我們將會看到地下互聯貫通的洞穴交織,像被鏤空的石雕。城市是一個建構極其復雜的合成體,而如今它像是懸浮在空中花園,腳底下遍布著危機四伏的地下水泥森林。
地下空間作為城市的隱形輸送管道,卻也隱藏著危險。今年上半年,百年難遇的幾場大暴雨,幾乎讓整個羊城浸泡在水里。地鐵站入口都嚴重進水,積水直漲到公交車的窗戶邊,數不清的地下停車場轎車被淹。
王夢恕說,正是地下空間管線設計的無序造成了南方城市的輪番內澇。
也有批評家質疑中國地下水道設計能力不夠,而城市規劃設計師卻提醒我們,城市循環排泄的功能失效并非設計理念落后,而是城市化進程一味冒進的后果。
此外,不少關于地下空間空氣質量、通風效果和安全隱患的報道揭露了其管理上和規劃上的欠缺。
環保部門、衛生部門和人防部門都各司其職,實際上卻沒有一個明確的行政部門負責地下公共空間環境的管理,地下空間的環境管理仍是空白。
據介紹,我國還沒有出臺專門針對地下公共空間環境質量的標準,目前都是參照建筑標準和衛生規范執行。
廣州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陳迪云建議,廣州要盡快明確地下公共空間環境管理部門,出臺針對該類環境的質量標準并嚴格執行,對超標工程采取補救行動,以保障市民身體健康。
據媒體報道,部分地下公共場所的氡濃度普遍較高,最高達到地面空間的5倍,地下廁所的臭味和地下商鋪裝修時的材料味道,其濃度之高常常令人頭暈目眩。
而地下停車場更是成了汽車尾氣排放的聚集地,如果通風效果不好,在停車場短時間停留都會造成頭痛、惡心等感覺。如廣州天河城、廣百百貨的停車場空氣質量幾乎都達不到室內空氣質量標準。
安全始終是設計者不得不優先考慮的問題。地下建筑一旦發生火災等重大事故,如逃生出口規劃和應急措施采取不力,將會造成無法彌補的嚴重后果。
1973年之后,由于火災,日本一度對地下街建設規定了若干限制措施,使得新開發的城市地下街數量有所減少。2008年3月,北京一棟高樓的地下空間發生火災,火苗蔓延至18層,樓內100多名居民被困,所幸經過安全疏散并未造成人員傷亡。
盡管有諸多掣肘,但仍擋不住城市榮譽感“膨脹”,每個城市都在用高樓為自己爭一席之地,當地面上資源變得緊缺時,地下空間成為新的城市化爭奪點。
曾建議廣州、深圳少建高樓多“向下”發展的王夢恕告訴記者,他與4位院士此前曾發表過一份報告,人均GDP達到1000—2000美元是地下空間開發利用的高潮。“中國的大城市已經進入地下空間高速開發的時期”。